金蟬脫殼

我第一次見到那位自稱雄鹿吉倫的人是在一九一六年夏末，也就是我出任箭山監獄典獄長的第二年。監獄的舊磚墻內沒有生活區，我只能在兩公裏外的箭山村租了一間農舍，一條蜿蜒流過的小河把兩處聯系起來，而讓我和吉倫走到一起的則是我們對吉尼斯黑啤酒和飛碟遊戲的共同愛好，當地那家叫做哈拉南的小酒館正是以這兩樣東西招攬生意的。

作為一個男人，他的名字多少有些名不副實：年近不惑的一個小矮個，瘦得讓人痛心，有一只眼睛是假的，兩撇常見於東方人的胡須留在他的臉上顯得不倫不類；花呢上裝的胸前佩一條帶橫扣的懷表表鏈，再加上蘇格蘭便帽，給人一種華而不實的感覺；這還不算，更有一冊活頁筆記本常在他的手邊，不時鬼鬼祟祟地往上面記些東西。他的確是博覽群書，知識淵博，連鄉野流行的葷素段子也講得繪聲繪色，看起來手頭也寬余。他住在村中央一間包夥食的宿舍裏，據稱是一位作家，登他的稿子的是一些通俗雜志——《大商船》、《冒險事業》、《故事周刊》、《天下奇聞》等等。也許他是，但每當觸及他的創作時他總是立即改變話題，更不肯透露他用的筆名或假名。

他絕口不提個人的經歷。每當問及，他無一例外地會搪塞過去。由於他說話沒什麽口音，我想他可能是在美國出生的。我只是從別人的只言片語中偶然得知，他周遊過世界。

我就是再活一輩子，恐怕也再難碰上第二個比他更令人著迷或費解的人，他在一九一六年那短短的幾周裏跨越了我的生命。

雄鹿吉倫是誰？或者雄論吉倫是什麽？有沒有可能一個怪人是被另一個怪人所吸引或激活呢？會不會是天意或巧合甚至超自然力量的結果？這些問題在吉倫和我攪進了那次最不可思議的犯罪後的六十年裏，一直深深地困擾著我。

那是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箭山監獄要在那一天執行對殺人犯阿瑟·蒂斯戴爾的死刑……

那天快到中午時，突然來了一場暴風雨。密集的雨滴像斬不斷的思緒從黑壓壓的天空傾瀉下來，閃電擦著人們的頭皮劃過，在獄墻上方留下似有若無的幻影。這使我本已緊張的神經又增加了幾分負荷，這個行刑日似乎非同尋常。午後的那段時間我就坐在桌前，凝視著窗外，一邊傾聽著掛鐘傳來的滴答聲，一邊祈望，但願死刑已經執行完畢，此刻就是下班時間，那樣我就可以直奔哈拉南酒館與吉倫碰頭，喝我們的黑啤酒，玩我們的飛嫖。

下午三點半，兩名自願來監督行刑的村民到了。我讓他們到休息室等候並交代說到時會有人來招呼他們。然後我披上一件雨衣，路過看守長羅傑斯的辦公室，叫他跟我一起去行刑室。

應該說行刑室的面積並不大，墻倒是磚砌的，但屋頂是鐵皮的，位置在監獄的一角，兩邊各是紡織車間和鑄鐵車間。室內的照明燈都鑲在墻上，剩下的就是一排見證人座椅和一個固定的絞刑架。北墻上的那個門與死囚室相連。按照慣例，蒂斯戴爾已於五天前住進死囚室等待這一天。

蒂斯戴爾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犯，在發生在首府的一次未遂搶劫案中，冷酷地殺死了三個人。就是關押在箭山監獄的幾個月裏，他也遠不是什麽模範囚徒。在我的職權範圍內，我可以對這些犯下死罪的人施以一定的同情，有兩次，我還真向地方官請求過赦免。但是，對蒂斯戴爾，我無意挽留。

昨晚我去看他時曾問他是否想要一位神職人員來，或者最後這頓晚餐想不想吃點特別的東西，結果卻聽到了他最最惡毒的詛咒：他將從墳墓裏詛咒我和羅傑斯以及所有在監獄工作的人。

我絲毫沒有感到意外，當羅傑斯和我在四點十分進入死因牢房時，發現蒂斯戴爾完全還是老樣子，只是他的躁狂症轉入了憂郁期；他跪在小小的囚床上，雙眼茫然地凝視著對面的墻壁。奉命守著他的兩名獄警霍洛韋爾和格蘭傑（後者也是官方指定的劊子手）告訴我，他像這樣已經有幾個小時了。我再次征求他的意見，要不要請神職人員。他不說話，身子也不動。我問他最後還有什麽請求，走向絞刑架時要不要戴上頭罩。他沒有反應。

我把霍洛韋爾拉向一旁，“也許用頭罩好些，”我說，“對我們大家也省事。”

“是，先生。”

羅傑斯和我在格蘭傑的陪同下離開死囚牢房，最後一次檢查絞刑架。繩索已經掛好，該打的繩結也已經打好。格蘭傑再次確認無誤後，我打開了平台下面的門，這裏有個小小的空間，離上面的平台有八英尺高，在死囚落入活動踏板後容納他頭以下的大部分身體，這樣，其痛苦掙紮的形狀將不會被監刑者看到——這種做法並沒有在所有的監獄推廣，而我頗為此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