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唐諾（第3/4頁）

順此，我們便可較準確解讀出在美國社會四處可見的印第安商品符號的真正意義了，比方說今天我們在台灣也看得到的咖啡、香煙（近年我還看到一款名為“美國精神”的高档香煙，封殼上就是一尊印第安人頭）以及職業棒球、美式足球等等重要商品符號。相對來說，台灣本土，有任何以原住民為符號的重要商品嗎？除了微不足道的一兩樣土產而外？這樣的社會真相，說明要反省的便不只是漢族執政者而已，而是整個漢人社會，我們一樣別過臉去假裝他們不存在，連那些強調自然、有機、生態、環保、不添加化學物的琳琳瑯瑯商品，我們都不以原住民作為象征和代言人。

在庸俗的市場上是如此，在深層的文化思維領域亦復如此——我們之前提過一個人類學界的調侃說法：“今天，每一個納瓦霍家庭的標準人口結構是，祖父母、父母、小孩三代，再加一個人類學家。”美國的白人主體社會，不是像我們把原住民當政治宣傳樣板而已，他們是真的相信也付諸行動地去探索，美洲原住民的文化有著他們極其獨特的內涵、深度和現實的啟示性，尤其在人與自然的相處關系之上，以及整個美洲的身世來歷上。

如何能讓他們稀少、遙遠、異質、事不關己的存在，重新納回整個社會的正常生活層面之中，這裏，最需要可能不是更多強調意義的抽象理論和概念而已，畢竟，原住民的問題並不在於概念上的正當性，事實上，他們的正當性太夠了，太多概念上正當性的強調，往往反而把他們更特殊化了——就像台灣今天的原住民抗爭，我們大概都心知肚明他們是對的、有道理的、受委屈的，但我們並不真的關心，甚至會冒出一些復雜幽微的心思，有點逃避，因為真相總令人難受；有點不安害怕，因為正常的生活秩序感覺受到某些威脅，舉凡交通、治安、權力結構和社會福利分配雲雲。

一個原住民因不義受苦，這可以只是原住民他們的事；但一個人因不義受苦，這便無可遁逃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了。也就是說，原住民這個抽象概念讓我們分別並且分離；但當原住民是一個實體的人時，我們和他們便取得可感的聯系了，他們會悲傷的事，我們一樣會悲傷，他們失業找不到工作、小孩學費午餐費繳不出來、生病、受傷、房屋被大水沖垮雲雲，這一樣都是我們可經驗的也可同情的——同情得有一個可感的共同基礎，某個人的處境，是我過去曾經有、現在一樣有、或未來也可能會有的類似遭遇，是在如此的共同的基礎，我們完成了情感的聯系和轉移，讓他者的處境和感受，成為我自身的處境和感受。

如此把概念還原為實體，把原住民還原為正常人，便是席勒曼象征的積極內涵——當然，扮演這類失落環節的不止他一個，但就納瓦霍人和美國白人世界的聯系，他無疑是巨大且成功的一個，足為典範。

在席勒曼小說中，出來的不是概稱的納瓦霍人，而是喬·利普霍恩，是吉姆·契，是埃瑪、梅莉·蘭登、拉果等一個個實體的人；我們讀書的人也沒被正襟危坐地告知諸如“納瓦霍人的集體處境及其命運”這一類沉重而且帶著道德義務的話語，我們看的是喬·利普霍恩的工作和家庭，包括妻子埃瑪的病，以及他在白人和納瓦霍人夾縫中的探案和感受，是吉姆·契年輕生命的抉擇，是繼續留在故土當警察甚或成為誦歌者，還是申請聯邦調查局工作出去重新建構人生，這還嚴重關系著他的愛情雲雲——在這裏，席勒曼的小說起著“翻譯”的功能，他把納瓦霍人和美國白人社會（甚至包括萬裏之外的我們）調到同一個接聽頻道上，最終，納瓦霍人的共同處境和命運，才真的完整浮現出來，被社會廣泛地聽到、理解到、感受到，成為我們的共同問題。

我們這裏再強調一次，原住民問題有兩大面向，一是百分之二人口的特殊問題，它在政治大遊戲中可被而且總是被淹沒掉；另一是百分之百的社會正義問題，它可以得到社會百分之百（理想中）的支撐，蔚為巨大力量。美國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冷靜的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清楚意識到這一點，盡管黑人的人口比例遠比原住民醒目且具備相當程度的力量，但金仍極力安撫黑人的憤怒，積極面向白人世界呼籲，他說黑人民權運動得有白人兄弟同行，因為這絕不單純只是黑人處境而已，這是人的基本自由、權利和正義的堂堂皇皇問題。這一場以“我有一個夢”為題的演講，底下有二十萬的遊行抗議群眾，有黑有白，地點是世界政治焦點的華府，這不再是遙遠亞拉巴馬某一個黑人婦女坐公共汽車遭不公平對待的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