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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遇到宮村，我想是三月上旬的時候。

前一個月，我在箱根被卷入了一起大事件。善後工作拖了相當久，心情調適比別人慢上許多的我，那時應該還未脫離事件的影響。不，老實說，那個時候我已經精疲力竭，完全空空如也，不得已，我只好鞭撻我停滯的腦髓，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因為當時我所處的經濟狀況，要是不工作，連明天吃飯的米都成問題。

所以我不顧一切，只是寫。

寫是寫了，但是一旦完成，我卻突然不安起來。

過去，我的作品全都在稀譚舍所發行的雜志《近代文藝》上刊登，這篇作品當然也是預定要請《近代文藝》刊登才寫的。下筆時我雖然什麽也沒想，但是並非我寫了刃甲就一定肯登。

說起來，我並不是什麽了不屈的大作家，即使沒有接到委托，只要寫出作品。就可以要求人家刊登。而且這篇作品也雖說是我的得意之作，要我老王賣瓜，也教人裹足不前——或者說，這是我在癱瘓狀態下所寫的作品。但是覺得成果實在很糟。我根本連作品的好壞都無法判斷。這麽一想，我連打電話給負責的編輯都不敢，深覺被退稿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左思右想、反復思量，最後決定直接帶著稿子前去拜訪編輯部——盡管我已經不是新人作家了。

或許我覺得直接見到編輯，比較能夠傳達我的心意吧。

現在想想，那只能說是個愚蠢的行徑。不管是打電話還是碰面，狀況都不會有所改變。作品並不會因此變得比較好，頁面也不會因為這樣就空出來。那麽不聯絡就突然拜訪，不僅失禮，也更惹人反感吧。

但是那個時候我並不這麽想。

我並未擬定任何計劃，用舊得起毛的布巾包起字跡醜陋的五十多張稿紙，胡子也沒剃，就這麽前往《近代文藝》的發型出版社稀譚舍。

稀譚舍大樓圍在神田。一樓像是倉庫，《近代文藝》編輯部在二樓。我爬上狹窄的樓梯，好幾次想要折返，盡管都來到門前了，卻依然猶豫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最後我半自暴自棄地打開門。

該說我幸運嗎？我的責任編輯小泉女士在座位上。

清瘦的女編輯一看到我，大為吃驚 ，說道:“哎呀，老師您沒喝死吧？”她會這麽問，是因為知道箱根事件的始末。這個時候我才總算想起來，這麽說來，箱根的事件也與稀譚舍整個出版社關系匪淺。

不一會兒，總編輯山崎晃動著龐然身軀趕到，熱情地說“歡迎歡迎”。然後我莫名其妙地被邀請到平常根本不會被請去的來賓用會客室，還請我稍後。

不知道問什麽，還端出了茶和羊羹。

等待時，我有種坐針氈的心情，根本嘗不出羊羹是什麽滋味。

約莫十分鐘後，山崎和小泉，以及稀譚舍招牌雜志《稀譚月報》的總編輯中村，帶著他的屬下——京極堂的妹妹中禪寺敦子，四個人過來慎重其事地道歉。我大吃一驚，而且大為困惑。看樣子，他們在位箱根的事道歉。

的確，我會深陷拿起事件，與《稀譚月報》脫不了關系，但我自己完全沒有那種感覺，就算向我道歉，也只是讓我感到困窘萬分，一逕啞然失聲。

在箱根，我說起來只是個徹頭徹尾的旁觀者，仔細想想，根本沒有遭受到任何實質損害，而中禪寺敦子等人在箱根甚至受了傷，反倒教人同情。重要的是……

先包托對方刊登的我的稿子才是重點。看在你們誠心誠意道歉的份上，我就原諒你們好了，不過你們得刊登這篇稿子才行——明明這麽直接開口就行了，但是狀況變得如此，我反而更難以啟齒，盡管不熱，卻滿頭大汗只能頻頻擦拭額頭。

結構我汗濕的手握著包袱的結，左右為難。

“那是稿子嗎？”

要是中禪寺敦子沒有眼尖地為我注意到老舊的包袱，我想我肯能會就這樣默默地打道回府。當時她的一句話，讓我不曉得松了多大的一口氣。

就這樣——可喜可賀，我拙劣的短篇《犬逝之徑》決定刊登在下月號的《近代文藝》上了。山崎迅速地看過稿子後，說出令人莫名其妙的感想:“要是朔太郎（注:指使人荻原朔太郎（一八八六——一九四二），創作出富音樂性的口語自由詩，樹立了新詩風。）寫小說的話，可能就是這種感覺吧。”小泉露出歉疚的微笑說:“如果有稿子的話，理應有我們前去府上拜領，真是失禮。”

結果變成了我在施恩於人，早知道就老實地打電話給小泉，滋味就不會這麽糟糕了——不出所料，我又後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