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內部的內戰（第4/8頁）

格勞秀斯在另一個後記中補充道，私人的戰爭可以是對內的也可以是對外的，但是他沒有闡述缺乏公共權力參與的內戰意義何在。對於戰利品是否可以據為己有這個現實問題，他進行了更清晰的闡述：像任何其他合法的方式那樣，在內戰中可以公正地獲取戰利品。在這裏，他是在回應他的對手，特別是16世紀的西班牙法律作家費爾南多·巴斯克斯·德·門查卡（Fernando Vázquez de Menchaca，1512—1569），後者認為在內戰中不能拿走戰利品。這是為了防止在基督徒之間的戰爭中發生掠奪，因為在門查卡眼中，每一場這樣的戰爭都是內戰。格勞秀斯不認可這種說法：“誰會默認基督徒之間的戰爭是內戰呢？這就好像在說整個基督教世界是一個國家。”[37]正如我們後來看到的，在18世紀和19世紀再次出現了，類似有關聯邦或共同體的範圍的爭論——無論是基督教、歐洲、地區還是全球——在該範圍內部的戰爭都可能被稱為“內戰”。盡管如此，對於格勞秀斯來說，無論戰爭是對內還是對外，是基督徒之間還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這些都與攫取戰利品的合法性無關；其合法性完全取決於戰爭是正義的還是不正義的。

格勞秀斯在他的重要著作《戰爭與和平法》（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1625）中寫下了他對這些問題的最廣泛和最持久的回答，內戰不是他的主要範疇。他對以下三種戰爭進行了關鍵性的區分：

最普遍和最有必要的戰爭的劃分是這樣的：一個戰爭要麽是私人戰爭，要麽是公共戰爭，要麽是兩者混合；參戰雙方均是公共權力的是公共戰爭。參戰雙方均是個體的則是私人戰爭。參戰一方是公共權力、另一方是個體的則是混合戰爭。[38]

格勞秀斯堅決地反對私人戰爭，認為它會將一個“國家拖入危險的困境和血腥的戰爭”，所付出的代價太高，因此他援引了普魯塔克和西塞羅的智慧語錄，即使面對一個篡位者：“比起不得不臣服於非法政府，內戰還要更糟糕……任何和平都優於內戰。”[39]這種保守的觀點後來招致了盧梭的鄙視，他認為格勞秀斯不過是一個暴政和奴隸制的捍衛者。[40]

格勞秀斯的整本書都在致力於論證戰爭可以是正義的，只要是基於合理的自衛。但他沒有回答一個棘手的問題：一場內戰，無論是私人戰爭還是混合戰爭，戰爭雙方是否可以都是正義的——但是總有一方先發起攻擊，那麽雙方怎麽能都聲稱自己是在自衛？對於格勞秀斯的後繼者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需要確定哪一方是合法的公共權力，這一方因此就獲得了法律權威可以鎮壓私人叛亂。

在使用自然法的語言方面，格勞秀斯最嚴謹的接班人（及批判者）是英國人文學家、歷史學家和民間科學學者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根據霍布斯的觀點，公民哲學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混亂和內戰；以及避免任何民間政府的建立”（《利維坦》，1651）。[41]霍布斯認為格勞秀斯僅僅是抽象地解釋戰爭與和平的法則是不夠的；還有必要了解戰爭為什麽會發生。霍布斯把原因歸結為缺乏理解。正如他在《論物體》（De Corpore，1655）中所指出的那樣：“這些人類本可以避免的災難，全部都是由戰爭引起的，而且主要是內戰；因為內戰產生了屠殺、孤獨以及物質的匱乏……因此，內戰產生的原因是，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人能充分理解公民生活的規則，人們往往既不知道戰爭的原因，也不知道和平的原因”，因“缺乏道德科學而發動內戰”。霍布斯肩負起了向他的同胞進行哲學教育的責任，這種哲學可以將他們從這些嚴重的災難中拯救出來。[42]

對霍布斯來說，內部權威機構建成之後的關鍵任務就是確保公民的和平。在他的第一本政治著作《論公民》（De Cive）中，他將和平消極地定義為“沒有戰爭”，把戰爭定義為是一個“用言語和行動清晰地表達出想通過武力來競爭的時代”。[43]除了國家之間的戰爭，霍布斯又定義了兩種形式的沖突：內戰，以及個體在自然狀態下的競爭。根據定義，內戰只有在建立了公民共同體（civitas）之後才能存在。在此之前，當“人們處在非公民社會時（可稱之為自然狀態），戰爭無非是所有人對抗所有人。在這種戰爭中，每個人對所有的東西都具有權利”。[44]無組織的個體可能會與盟友（socii）達成協議，那麽這種個體之間的沖突可能是一場同盟戰爭，但肯定不是內戰。沒有戰鼓，沒有號角，沒有規則，因為沒有軍隊，沒有將領，當然也沒有正式的武裝公民，也沒有任何公民社會的元素，無論是明確的還是裝飾性的。霍布斯筆下那些著名的個體與個體的戰爭根本不是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