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內部的內戰（第2/8頁）
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歐洲，羅馬內戰是那些最有創造性的政治思想和文學的靈感來源。在《論李維》（Discourses on Livy，約1517）中，尼可羅·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剖析了羅馬的混亂，為自己的時代尋找經驗教訓。蒙田則以一個旁觀者的心態來敘述16世紀晚期的法國內戰：“內戰有一點比其他戰爭更糟糕，它讓我們每個人都互相防備。”[11]克裏斯托弗·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戲劇《巴黎大屠殺》（The Massacre at Paris，約1592）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法國動亂的影響。內戰主題是莎士比亞所有作品的中心，從他的羅馬戲劇《愷撒大帝》（Julius Caesar，1599）、《安東尼和克利奧帕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1606—1607），到他的英國歷史劇，包括《約翰王》（King John），特別是《亨利六世》（Henry VI）三部曲和《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均是如此。[12]但是，17世紀最流行的英語悲劇並不是莎士比亞的著作——不是《哈姆雷特》，不是《李爾王》，也不是《麥克白》，而是本·瓊森的《喀提林》（Catiline，1611），這是根據撒路斯提烏斯對喀提林陰謀的敘述而改編的。[13]
盧坎創作的關於愷撒與龐培之間的羅馬內戰史詩，為後來的內戰創作提供了一個特別靈活的模板。例如，在16世紀90年代，英國詩人薩繆爾·丹尼爾（Samuel Daniel，1562—1619），為15世紀的英國王位爭奪戰——“玫瑰戰爭”譜寫了一篇史詩：《蘭開斯特家族和約克家族之間的內戰》（The First Fowre Bookes of the Civile Wars Between the Two Houses of Lancaster and Yorke，1595）。當莎士比亞引用丹尼爾的詩來寫理查德二世時，可以看出莎士比亞顯然也是盧坎的擁躉（反過來，丹尼爾也在1609年剽竊了莎士比亞的《亨利四世》來為他的詩歌做修訂）。[14]
丹尼爾在講述這個所謂的“我們的上一次”（意思是最新的）“英格蘭公民戰爭”時，他的敘述形式在很多細節上與盧坎一致。熟悉他的讀者從這首詩開頭的句子就可以明顯地看到，羅馬模式對他的影響：
我為內戰歌唱，動蕩啊！破壞啊！
偉大的國度迎來了血腥的內鬥：
民眾為外國的戰利品歡呼而驕傲，
征服的手伸向了自己的同胞：
親人反目成仇，兄弟鬩墻，
舉著相似旗幟的兩軍對立：
士兵手持弓箭，將軍頭戴皇冠，一觸即發，
都假裝是正義，但所有的正義全都已被拋諸腦後。[15]
盧坎的標槍變成了英國的弓箭，帝王之鷹變成了現在的“皇冠”。盧坎筆下這部關於愷撒和龐培擴張及自我毀滅的不朽史詩，被蘭開斯特家族和約克家族的軍隊換一種方式重演了。
在現代早期的英格蘭，盧坎是“共和主義想象力的代表詩人”。當時的英格蘭有一部分人對君主制是聯邦最佳制度的觀點表示懷疑，盧坎的詩歌極大地激勵了他們，以及後來在17世紀中葉的英國內戰中支持議會反對國王的人。[16]在這些戰爭爆發前的50年裏，詩人克裏斯托弗·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亞瑟·戈吉斯（Arthur Gorges，？—1625）和托馬斯·梅（Thomas May，約1596—1650）都翻譯過盧坎的《內戰記》，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內容。[17]梅擴展了盧坎留下的十卷本，使其涵蓋了愷撒的余生，隨後不久，他開始撰寫第一部關於英格蘭內戰的史學作品，他將英格蘭內戰稱為“一場遠不止內部沖突的戰爭”，與盧坎遙相呼應。[18]甚至還有人振振有詞地說，共和制的支持者約翰·米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的《失樂園》只寫了10卷，而不像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那樣寫12卷，這是對盧坎致敬。[19]“內戰詩歌”不斷增加，這些作品都可以被看作其中的一部分。內戰詩歌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和反復出現的修辭、形象和主題。[20]
然而，盧坎的作品並不僅僅屬於那些像彌爾頓一樣批判甚至敵視君主政體的人。在17世紀英國王權統治的捍衛者中，有一位羅伯特·菲爾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1588—1653），他的著作《父權制》（Patriarcha，1680）的封面引用了盧坎的話，用來警示無限制自由的危險，兩年後，在霍布斯的《貝希莫特》（Behemoth）第一版的封面也引用了盧坎這位羅馬詩人的開場白。[21]在18世紀，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1755）以及論述永恒和平的論文（1761）中引用了盧坎的話，此時盧坎再次作為共和制的象征出現。[22]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還有其他例子，據說國民自衛軍的劍上也鐫刻著盧坎的詩。[23]浪漫主義詩人塞繆爾·泰勒·柯爾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是盧坎在19世紀的最後一批仰慕者。此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人們對於詩人的興趣才出現顯著回升。盡管如此，在這大約1 800年的時間裏，從世人對盧坎的興趣變遷可以追蹤羅馬內戰思想的傳播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