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5頁）

大蕭條為何會發生？這是20世紀最為重大的問題。“資本主義”（我們不得不這樣稱呼）已經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使西方世界沉浸在了高人一等的幻想當中，於是才產生了這些“臨時拼湊的、華而不實的帝國”，這是傑克·加拉格爾（Jack Gallagher）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中所說的話。西方世界的成功原因之一是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的商業循環，即，懶惰和魯莽的經營者經營不善，於是他們的財產便被更有活力的競爭者低價獲得。例如，在19世紀70年代，意大利的銀行對每一筆交易都進行嚴格的審查，放貸也極其小心。這種遲緩老舊的銀行很快就被富有遠見的德國猶太人所取代，他們在水電方面進行的長期投資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收益。結果，競爭失敗的一方就變得憤憤不平。到了1929年，形勢更加惡化。美國人撤走了資金，導致德國馬克大幅貶值，英鎊緊隨其後，國際貿易也暴跌2/3，法國經濟的“負增長”甚至持續到了1938年。這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雖然有人把它拿來與今天的經濟危機（2012年）相比，但是二者的嚴重程度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在大蕭條中，美國和德國的失業人數分別達到了2500萬人和600萬人。即便這一數字也是非常保守的，因為德國婦女的失業人數基本沒有計入統計。直到德國開始重整軍備後，失業問題才得以解決。所以，德國的知識分子發生左轉一點兒也不奇怪。不過，經濟危機實際上是戰爭債務所導致的結果。更常規地講，它是由“一戰”所導致的緊張、悲觀的氣氛所造成的。與此同時，美國還沒有適應全球霸主的新角色，而且科技迅猛發展，導致機器大範圍取代人工。不過，隨之而來的大蕭條實際上並不是“資本主義”所導致的，它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

大蕭條把德國的議會政府趕下了台。魏瑪時期的德國政權一直不夠穩固，只能在大環境良好的時期存活，而且民主政權依賴黨派間的聯合。在1929年，一個由5個黨派組成的政府開始了統治，但在第2年的3月就因為剛剛出現的經濟滑坡而倒台。對此，右派的自由主義者們說，失業者應當為自己交納更多的保險費，而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們卻主張，這筆錢應當由雇主來交納。就這樣，小至0.25%的差別導致了政府的垮台。當然，問題其實不止這一點。隨後的德國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在國民議會中占據多數，直到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時為止。在奧地利、波蘭、羅馬尼亞和希臘，獨裁者和半獨裁者次第上台。西班牙爆發內戰，從1936年打到了1939年。西班牙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每天簽發多達3000道死刑執行令。在萊茵河東岸，只有兩個國家仍然可以算得上是文明國家，另一個是類似自由主義哈布斯堡君主國的法治國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個是保守的匈牙利。在後者那裏，老派的貴族政治仍然發揮著相當大的影響。1922年，墨索裏尼（Mussolini）為20世紀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進行了一系列成功的彩排。在1920年，意大利的經濟已經崩潰，在隨後的兩年裏，意大利經歷了近乎獨裁的統治。意大利的法西斯勢力脫胎於戰時的一個半軍事化組織，很快就控制了意大利全境，並為希特勒樹立了榜樣。德國的法西斯統治也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無論出於什麽原因，到1936年，德國的失業人數已經下降到了100萬。盡管與英國人相比，德國人的生活還相當清苦，但是德國的經濟確實已經重新走上了發展的軌道，德國人也開始展現出強勢的一面（大多數英國人都本能地厭惡這一點）。

不過，希特勒的上台實際上是權力真空的結果，它為希特勒提供了掌權的理由。戰後秩序原本由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來確定，但是它無力阻止德國再次表現出稱霸的野心，這只是時間問題。問題在於，一個怎樣的德國會稱霸？歐洲需要一個體面的德國，然而法國絞盡腦汁地從中阻攔。在1931年，法國甚至拒絕與英國合作來維持德國經濟的正常運行。最終，法國的愚蠢算盤逐一落空。德國的魏瑪民主政治已經淪落到依靠總統的緊急法令維持統治的地步，國民議會已經完全失去了作用。象征國際金融與貿易秩序的金本位制導致了嚴重的通貨緊縮，進而抑制了所有的經濟活動，各國的中央銀行卻仍舊自信滿滿。德國人已經把自己與金本位制捆綁在了一起，這麽做的部分原因是為了償付《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賠款。德國開始重整軍備，以便應對大規模的失業。為了應對德國的威脅，各國展開了一系列的行動。但是無論國際聯盟、馬奇諾防線，還是由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組成的軍事聯盟小協約國（不包括波蘭）都無法阻止德國。而且，這些行動還有危險的一面，由於它們的存在，綏靖政策[6]反而更容易掩人耳目。對此，艾倫·約翰·珀西瓦爾·泰勒（A. J. P. Taylor）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一書的最初100多頁中進行了極為精彩的描述。當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裏，歐洲人仍然飽受“一戰”痛苦記憶的困擾。在“一戰”當中，法國被嚴重削弱，馬奇諾防線實際上只守護了一個空殼。法國小說家路易–斐迪南·塞利納（Louis-Ferdinand Céline）所寫的《緩期死亡》（Death on the Installment Plan）對此進行了描寫，可以算作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寫的《上來透口氣》（Coming Up for Air）的苦難版本。問題在於，西方各國對希特勒的要求做出了讓步，而在此前，對於魏瑪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所提出的同樣的要求，西方各國都表示了拒絕。為了推動德國復蘇，希特勒意圖從德國東側擴大領土，以此來獲得類似英美兩國所擁有的經濟腹地。他認識到，只要自己以武力威脅，並且稱自己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西方各國就會做出讓步，甚至還會鼓勵他把矛頭指向東方。於是，在斯拉夫人的代價之上[7]，希特勒開始建立起自己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