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療傷及任務被取消（第2/7頁）

韋伯斯特雖然挺尷尬，還是很高興看到朋友回來。“營裏的弟兄即使不知道名字的，看著也面熟，”他寫道，“你感到自己是大家庭裏的一分子。你和這些弟兄們之間的關系遠比和任何平民百姓都親近得多。”

韋伯斯特申請調回E連。他在營部直屬連的大部分時間一直當彈藥手，因此在諾曼底，只打過一次機關槍，然而“我渴望戰鬥。我想盡快把戰爭打完；我想在前線連隊中作為一個步兵去戰鬥”。於是，他成了1排的一員。

韋伯斯特的看法正如他給父母的信中寫的那樣，“我每活一天都覺得是賺來的。我從不認為地在下次空降中幸存。如果我回不來了，你們要想開點。我希望能說服你們，讓你們和在戰場上的我們一樣把死亡看得淡一些。在戰爭的硝煙中，你可以預料到傷亡，預料到某人被殺，當你的戰友被機關槍打中臉部時你不會覺得驚訝。你只能繼續。這和平民的生活不同，平民生活中突如其來的死亡總是讓人覺得出乎意料。”

他的母親回信給他，對兒子這種看法感到大為驚慌（她還為韋伯斯特的弟弟感到擔憂，他的弟弟剛剛加入了傘兵部隊），韋伯斯特給母親的回復非常直率：“你難道更希望別人的兒子死在泥濘中嗎？你希望我們贏得戰爭，但很顯然你又不希望自己的兒子流血犧牲。這真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心態。”

“總得有人去打仗、殺敵；總得有人在步兵或傘兵部隊。如果整個國家的人都是你這種態度，就沒有人會去打仗了，每個人都想呆在後方勤務部。這個國家又會變成什麽樣呢？”

利普頓感到“弟兄們處在戰鬥中時，出現不可避免的事是沒有辦法的。人在戰場上，既然無力改變這種現實，那就只得接受。一下子，他們對死亡、屍體、毀滅、殘殺、危險就都變得習以為常了。敵人的死傷對他們的情緒不構成影響。自己人的死傷也只是給他們留下短暫的印象，這種印象裏夾雜著一種轉瞬即逝的慶幸和成功感，慶幸死傷的並不是自己。（當他們的戰友倒下時，對許多戰鬥著的軍人來說，‘感謝上帝是他而不是我’是一種普遍的想法；不過，過一陣子，可能會生出一種罪惡感。）許多事還等著去做，仗還要靠他們去贏，他們考慮的是這些。”

利普頓繼續評說：弟兄們一旦離開前線，回到軍營休整時，“他們開始思考。他們想起戰友們是怎樣受的傷或送的命。他們記得有多少次他們自己就與死亡近在咫尺。遠離戰鬥了，死亡與毀滅已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戰爭可能結束，任務可能被取消。帶著這些想法，弟兄們開始害怕重返前線。然而，他們一回到戰場，那些疑慮和緊張全都不見了。冷漠、無情和鎮定又重新回到他們身上。又一個任務等待他們去完成，過去的自信重現了，戰鬥的興奮感回來了，渴望優秀和勝利的欲望又會再次占上風。”

這聽起來有些理想化，但卻的的確確是事實；利普頓和E連的許多其他弟兄，空降師的許多弟兄，乃至整個美國陸軍——甚至德軍和蘇聯紅軍中的許多人在這場戰爭中就都是這樣的。但這決不是說利普頓的分析適用於所有的軍人。二戰中參戰的軍人成千上萬，一個人的話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人。然而，利普頓對參戰軍人情感狀態的洞察依然能夠對試圖理解弟兄們如何忍受戰爭提供了參考依據。

自諾曼底之後，E連的許多弟兄拼著命與德軍作戰，他們堅定不移地相信同盟國將取得戰爭的勝利。“我希望能快點回到戰場上去，”韋伯斯特告訴父母，“因為我還要償還德國人不少子彈，我還要盡可能多地向他們扔手榴彈。”德國人抓住還穿著降落傘背帶的傘兵，割斷他們的喉嚨，用刺刀刺他們，剝光他們的衣服，朝他們開槍，還摧毀了一座救護所。因為這些暴行，“我們決不會打算對他們手下留情。”至於戰爭結果，“在看到了灘頭陣地，看到盟軍那種令人振奮的軍事力量以後，我知道我們不會輸。對傘兵來說，他們就是來流血的。我想回到與敵人的廝殺中去。”

不少弟兄得到了提升。韋爾什和康普頓從少尉升到了中尉。團裏需要年輕的軍官來接替傷亡的軍人，溫特斯推薦詹姆斯·代爾接受戰時軍官委任，因為他在諾曼底時就已經是連裏的二級軍士長。辛克上校批準了，於是代爾成了少尉並被委派到506團的另外一個連裏。溫特斯利普頓取而代之，當了軍士長。利奧·博伊爾升為連部的上士。比爾·瓜奈若也成了上士。唐·馬拉其、沃倫·穆克、保羅·羅傑斯和邁克·蘭尼從二等兵升為中士（蘭尼原先就是中士，但在索貝爾兵變中被降為二等兵）。帕特·克裏斯坦森、沃爾特·戈登、約翰·普萊莎和拉文·裏斯從二等兵升為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