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們想要佩戴銀翼徽章”（第3/6頁）

為了使他們適應跳傘訓練，托科阿訓練營地設置了一個35英尺高的模擬跳傘塔。降落傘背帶與上方的15英尺長的降落傘吊帶相連，吊帶頂端有一滑輪，可沿鋼索下滑。受訓者縛好背帶，從塔上跳下，沿鋼索下滑落地，大體可以獲得跳傘和降落的真實感受。

在所有這些活動過程中，都毫無例外地伴有齊唱、齊聲呼喊或吼叫，語言粗俗，不堪入耳。這些19、20歲左右的士兵，脫離了家庭和文化方面的束縛，從美國的四面八方投進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說出的話也都是一個味兒。最常用的字是“操”，什麽話都要帶個“操”，簡直是“操”字不離口。來自哈佛大學英語專業的戴維·凱尼恩·韋伯斯特承認，開始時對這種“粗俗、單調、毫無想像力的語言總感到難以適應”。但正是這種語言使這些正步入成人的小夥子覺得特別帶勁兒，覺得更像是和自己人說話。甚至連韋伯斯特也漸漸覺得順耳了，只不過他自己從來不喜歡用。

訓練營裏，大家除了學著說粗話，學習步槍射擊，還逐漸懂得了身體的忍耐極限要比原先設想的大得多。此外，還學著無條件服從命令。如有違反，輕者當場受罰，通常是做20個俯握撐；重者或被取消周末外出的權利，或被罰在閱兵場上全副武裝連續行進數小時。戈登說，軍隊裏當時流行一種說法：“我們無法強迫你做什麽，可我們能夠讓你覺得你該這樣做。”由於大家都有苦難的背景，在訓練營裏又一起喊號子、一起唱歌、一起生活，都有共同的感受，所以就漸漸成了一個大家庭。

連隊學會了行動整齊劃一。E連組建幾天後，四面轉法、齊步走、跑步走、倒地做俯臥撐，全連140人就做到了整齊得像一個人，“是，長官”、“不，長官”的應答做到了全連一個聲音。

以上這些都是最基本的東西，每個部隊都能做到。此外，還學著喝酒，喝的都是啤酒；由於營地大都不在市鎮上，就到軍人服務社去喝。一面牛飲，一面唱著士兵歌曲。每每喝到後來，就有有嘴裏罵罵咧咧，罵人家的娘，罵人家的愛人，罵人家的家鄉，罵什麽的都有。接著就會打起來，打得鼻青臉腫。最後，吼著戰鬥號子，互相攙著架著，跌跌絆絆地返回營房，和好如初。

這些共同的經歷使他們親密無間，這種關系是任何外人所無法感受到的。戰友情比朋友情更親，比兄弟情更密，又和戀人關系有所不同。他們相互絕對信任，彼此了如指掌。每個人的身世，參軍前是幹什麽的，在何地以及為什麽報名參軍，有什麽飲食愛好，有什麽能力和本領，相互都能一口報出來。夜間行軍，從咳嗽聲就聽得出是誰；夜間行動，從側影就說得出是誰。

他們同在美國陸軍空降兵506團2營E連，甚至在同一個排，同一個班。空降兵513團的庫爾特·加貝爾談自己當兵體驗的話同樣適合E連的弟兄。他說，“我們三個人，傑克、喬、我成了……不可分開的實體。三個人或四個人一組，通常都同在一個班或一個小組裏，構成了小部隊這個大家庭裏一個個核心成分，作為實體，很容易識別。這樣的實體一旦形成，絕對不分開，也絕對不重組。三個這樣的實體構成一個班，打起仗來效果極好。同一實體內的三四個人同生死、共命運，一起挨餓，一起受凍，一起赴死。班裏的任務總是按實體下達，責罵也是三四個人一起受，從不分開。這樣組成的步兵班、機槍小組、偵察小組、開路小組簡直是絕了。”

哲學家J·格倫·格雷在其經典著作《戰神》中說得十分準確：“和平時期為實現某一普通的具體的目標而建立的組織內是不會具有戰時組織內的那種戰友深情的……在戰時，戰友情可以強烈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只有到了每個人根本不顧自己的安危，毫不猶豫地去為他人而死時，才算是真正的戰友。”

這種在訓練中形成、在戰鬥中強化了的戰友情是終身不忘的。49年後，當時來自俄勒岡州的在托阿科受訓的二等兵唐·馬拉其在寫到1942年夏天的情景時說，“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經歷的開始，我成了E連的一分子。這一天我終身也不會忘記。我得感謝阿道夫·希特勒，是他給了我機會，使我與一生中認識的最最出色、最最鼓舞人心的一組人結了緣。”本書作者在采訪E連成員的過程中，每個人都表示了這樣的感受。

隨著訓練變得越來越緊張，按照原來陸軍模式培養的軍士一個一個地離開了，從士兵中提起來的軍士漸漸取而代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E連的13名士官全都為原有的士兵所替換。其中有：軍士長威廉·埃文斯，上士詹姆斯·代爾、“討厭鬼”哈裏斯、邁倫·邁克·蘭尼，中士利奧·博伊爾、卡伍德·利普頓、約翰·馬丁、羅伯特·雷德、阿莫斯·泰勒。正如一位二等兵所說，“他們個個都是好樣的，都是好的帶兵人，我們尊敬他們，願意跟他們上刀山下火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