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們想要佩戴銀翼徽章”

托科阿營地

1942年7月——12月

美國陸軍第101空降師第506傘降步兵團E連的官兵來自全國各地，具有不同的背景。有的是農夫，有的是礦工；有的是山裏人，有的是南方人的子弟；有的一貧如洗，有的出身於中產階級；一位來自哈佛大學，一位來自耶魯大學，兩位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原本是軍人的只有一位，來自國民警衛隊或預備役部隊的也僅有幾位。可以說，E連的成員原本都是老百姓。

他們是1942年夏天走到一起的，當時，歐洲人已經打了3年。到1944年暮春，他們已經成為一支優秀的空降兵連隊。D日淩晨，在E連的第一次實戰中，他們一舉殲滅了位於猶他海灘的一個德軍炮兵連，繳獲了4門105毫米的加農炮。該連領先進入卡朗唐，遂在荷蘭作戰，堅守了巴斯托涅環形防線，在突出部戰役中率先進行了反擊，參加了下萊茵之戰，並攻占了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的鷹巢。該連先後有200多人次傷亡。在其戰鬥力最強時，1944年10月在荷蘭，以及1945年1月在阿登高原，該連都表現得與世界上最精銳的步槍連隊一樣出色。

戰爭結束後，E連解散，大家各自回家。

E連是在佐治亞洲的托科阿營地組建的。全連140名士兵和7名軍官盡管來自四面八方，但有幾點是共同的：都是一戰以後出生的，很年輕；全連都是白人，因為美軍在二戰時期實行的是種族隔離制；除3人外，均末結婚；大多數在中學時都打過獵，當過運動員。

他們的價值觀與眾不同。他們都注重健康的體魄和嚴格的逐級服從，都很看重自己作為精英團隊一員的身份。他們是理想主義者，渴望投身於一個為某種目標而奮鬥的集體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員，積極努力，真誠相待，親如一家。

他們說自己是沖著傘兵生活的刺激性和傘兵的特殊津貼（士兵每月50美元，軍官每月100美元）而自願當傘兵的。但其實，他們之所以自願從飛機上往下跳，完全是出於兩大原因。一是——用羅伯特·雷德的話來說——“想要比別人強”。他們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獲得了和理查德·溫斯特一樣的體驗：不是像有些人，就如他們在征兵站和訓練營看到的那樣，常常找些借口在軍隊裏混日子，那沒意思；而是豁出力氣幹，感覺好得多。他們希望自己不辜負在軍隊裏的日子，把它變成一種學習的過程、成熟的過程、不斷挑戰自我的過程。

二是，他們知道自己是要去打仗的，他們不願和那些疏於訓練、害怕吃苦、缺乏鬥志的應征入伍者為伍。他們情願去當傘兵，在進攻中擔任突擊隊而不願當普通步兵，因為普通步兵中有一些人連身邊的人都不能信任。真正打起仗來，他們希望身邊的戰友個個是英雄好漢，而不是膽小鬼。

大蕭條時期，他們吃盡了苦頭，身上都有那個時期留下的傷痕。他們中有許多人在缺吃少穿中長大，沒有小汽車，甚至連收音機也買不起。或是由於大蕭條或是因為這場戰爭，他們不得不中斷學業。

“不過，盡管如此，我還是很愛我的國家，現在依然很愛。”48年後，哈裏·韋爾什說道。無論生活對他們多麽不公，他們都沒有對它失望，沒有對國家失望。

他們是帶著一些正面的影響走出大蕭條的。他們學會了自食其力，適應了艱苦的工作，習慣了服從命令。通過體育運動和打獵，他們具備了自尊和自信。

他們知道自己正步入巨大的危險，明白將付出很多。對於不得不把春青年華犧牲在一場強加給自己的戰爭上，他們感到怨恨。他們想打棒球而不是甩手榴彈，想參加小口徑步槍射擊運動而不是使用M－1槍。但是既然碰上了這場戰爭，那就得全力以赴把兵當好。

他們選擇當空降兵倒不是因為對空降有多少了解——其實他們只知道這是個新玩意兒，且都是自願參加的。有人告訴他們當空降兵的體能訓練要比他們見過的艱苦得多，比陸軍中任何其他部隊都苦。但是，這些年輕的雄獅卻鐵了心。他們盼著訓練結束時體魄能更加健壯、意志能更加頑強，盼著今日訓練場上的隊友能成為明日戰場上的戰友。

卡伍德·利普頓回憶1942年夏天的情景時說，“大蕭條過去了，我就要開始新的生活了，這種新生活將在我身上產生深刻的變化。”不錯，對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會是這樣。

來自芝加哥的赫伯特·索貝爾中尉是E連的第一任連長，他的副手（副連長）是來自加州北部的克拉倫斯·赫斯特少尉。索貝爾是猶太人，城市裏長大，入伍前在國民警衛隊任職。赫斯特原先是士兵，在候補軍官學校授的銜。連裏大多數正、副排長都是候補軍官學校畢業後新提拔的少尉，其中有：賓州來的迪克·溫特斯，加州一個跑馬場來的沃爾特·穆爾，耶魯來的紐約市人劉易斯·尼克松。還有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後備軍官訓練隊的S·L·馬西森。在E連的軍官中，索貝爾年齡最大，28歲，其他的都不超過2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