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基督教神職制度的內容和原則(312—438 A.D.)（第4/4頁）

基督教教會對上級的指示會嚴格服從，只要羅馬或亞歷山大裏亞大主教用居於高位的手定好音調，[334]意大利或埃及數百個講壇，立即會響起完全相同的和聲。這種制度的設計值得贊許，但是效果並不理想。布道人敦促大家履行社會職責，他們稱頌的完美修道士所具有的品德，對個人而言只會帶來極端的痛苦，對人類根本沒有一點益處。他們對慈善事業的規勸，透露出他們暗中希望為了賑濟窮人，最好讓教士來管理信徒的財產。代表上帝最崇高的屬性和法則，為形而上學的詭辯、俗氣的儀式和虛構的神跡這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所玷汙，他們用最大的熱情所鼓吹的主題，不外是憎恨教會的反對者，發揚宗教美德，服從教堂的神職人員。當公眾的和平因異端邪說和分裂活動而受到幹擾時，神聖的布道者便吹響了引起不和、甚至煽動叛亂的號角。這時會眾的頭腦會被神秘的論調所擾亂，挑逗性的言詞更激起狂熱情緒，於是他們從安條克或亞歷山大裏亞的基督教堂裏沖殺出來，準備自己去做殉教者，或者讓別人去為教會犧牲。這種在風格和語言方面的墮落，在拉丁地區主教的激烈演說中隨處可見。但是格列高利和克利索斯托的文章，卻常常拿來和雅典最輝煌的典範相比，不管怎麽說至少比亞洲的狀況要好得多。[335]

其七，宗教會議。基督教共和國的代表每年定期在春季和秋季聚會，宗教會議向羅馬世界120個行省傳送基督教的教會教規和立法精神。[336]依據法律規定，授權大主教或首席主教召集他所管轄行省的副主教舉行會議，用以改進與會人員的行為，重申神職人員的權利、表達在座人員的忠誠。如果教士和人民選出填補紅衣主教團空缺的候選人，就對他們的績效進行審查。羅馬、亞歷山大裏亞、安條克、迦太基以及後來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享有更大的審判權，可以召集所屬的主教舉行多種會議。但是最關緊要的宗教大會卻只有皇帝本人有權決定。每當教會中出現緊急情況需要采取此類重大步驟時，他會立即向各行省的主教或其代理人發出強制性召喚令，同時附有可以使用驛馬並支付足夠旅費津貼的證書。在君士坦丁統治的早期(314 A.D.)，那時他還是基督教的保護人而非教徒，他便把有關阿非利加問題的爭論交給阿爾勒會議去處理。來自約克、特裏爾、米蘭以及迦太基的主教，操著本鄉本土的語言，在會議上像朋友和兄弟一樣，討論拉丁地區或西部教會與大家利害相關的問題。[337]

11年之後(325 A.D.)，在比提尼亞的尼西亞召開的陣容盛大而且千古留名的宗教大會，能夠通過與會人員最後的裁定，徹底解決在埃及出現的有關三位一體的問題，事實上這種爭論非常微妙。380名主教聽從寬容君王的召喚全部到場，與會人員包括各個階層、教派和稱號的教士總共是2048人。希臘的教士都親自前來，拉丁地區的教士在獲得同意後，由羅馬教皇派出的代表團擔任。皇帝經常禦駕親臨為期兩個月的大會，讓侍衛等在門外，自己(在得到會議的同意之後)坐在大廳中央的矮凳上。君士坦丁耐心聽別人發言，講話非常謙虛。如果他的話對辯論產生了影響，他總是很謙恭地聲明，他是使徒繼承人的行政首長，絕不是審判官，何況各位都奉神的指派成為地上的僧侶。一位專制君王對無拳無勇的臣民集會，竟然表示如此隆重的尊敬態度，唯一先例就只有采用奧古斯都政策的羅馬帝王，一度對元老院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就在短短50年中，一位精於哲理的旁觀者，看到世間風雲變幻，不免想到羅馬元老院的塔西佗和在尼西亞會議上的君士坦丁。朱庇特神殿之父和基督教教會之父都同樣日趨墮落，在品德方面全都無法和原來的創始人相比。但是，由於基督教的主教深深紮根在公眾輿論之中，比較能夠用合理的傲氣維持自己的尊嚴，有時甚至還能用英武的氣概反對君王的意願。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迷信思想的發展，曾使宗教會議喪失威信的軟弱無能、意氣用事和愚昧無知，都已被世人逐漸淡忘。整個基督教世界全無例外，完全聽命大公會議永遠正確的教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