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基督教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的區分(312—438 A.D.)

羅馬皇帝擁有的無法抗拒的實力，在改變民族宗教信仰這個重大而危險的問題上也都完全表現了出來。用軍事力量的威懾行動去鎮壓異教徒只會產生微弱怨言，可以相信基督教教士以及一般人民的欣然皈依，完全是出於良心的驅使和感恩的情緒。羅馬體制早已確定一條基本原則，就是任何社會階層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對宗教的關心既是行政官員的權力也是應盡的義務。君士坦丁和他的繼承人不相信這樣輕易地改變宗教，便會喪失任何方面的皇家特權，也不認為在改變信仰以後，就不能為所保護和篤信的宗教制定法律。羅馬皇帝對於整個教會仍然擁有最高司法權。《狄奧多西法典》第十六卷在幾個不同的標題下，明文規定皇帝在基督教會行政機構中所享有的權力。

但是，這種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相互區分的觀念，過去對希臘和羅馬的自由精神從未產生影響，卻被合法建立的基督教會所接受並肯定。從努馬[306]到奧古斯都時期，最高祭司的職務總是由國家最傑出的元老擔任，最後更和帝國的高級官員混為一談。國家最高行政官員出於迷信或政策需要，一般總要親自行使神聖的職能。無論羅馬還是行省沒有任何階層的祭司，自稱較別人更為聖潔，更能和神明直接溝通。但基督教會在聖壇前的獻祭永遠由專職教士負責，君王的精神地位卻比最低等的執事還要低，所以只能坐在教堂內殿的圍柱以外，與普通的教徒混在一起。[307]皇帝可以作為人民的父親受到朝拜，但他對教堂的神父卻必須表示出子女的恭順和尊敬，而君士坦丁對聖徒和懺悔牧師所表示的尊敬，很快就讓驕傲的主教階層也獲得這種榮譽。[308]行政機構和教會在暗中爭奪審判權，使得帝國政府處處感到為難。用不潔的手碰到神聖的約櫃[309]，會帶來罪惡和危險，這難免讓一位虔誠的皇帝感到吃驚。把人分為僧侶和俗民兩大類，在古代許多民族中都早已盛行：印度、波斯、亞述、猶太、埃塞俄比亞、埃及以及高盧的祭師，都是通過神明的淵源獲得世俗的權力和財產。這些受人尊重的制度逐漸融入各國的社會習俗和政治體制之中[310]，當時的行政機構抱持反對或蔑視的態度，更強化原始基督教會的紀律。基督徒早已選舉自己的執事人員來征集和分配特殊的稅收，在得到人民同意以後，經過300年實踐所成形的法典，對教區的內部政策做出規定。當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時，他似乎是和一個特殊的獨立社會簽訂永久性的盟約。皇帝和繼承人所授予或認可的特權，不會看成是宮廷的恩寵，而認為是教會的合法和永恒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