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胥吏的盛宴 彭縣小吏舞弊案

大明嘉靖年間，成都府下轄的彭縣發生了一樁普通的官場弊案。

說它普通，是因為這案子的規模很小，案情簡單，罪行尋常，講起來實在是乏善可陳。可正因為它太過平常，在大明一千多個州縣裏頗具普遍意義。於是這一樁普通小縣的普通小案，儼然成了一個繁盛王朝的青之末。

彭縣緊鄰成都府的北邊，相距四十多裏，乃是川西重鎮。有詩人寫過一首《彭州歌》：“彭州昔號小成都，城市繁華錦不如。”評價殊高。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一個叫陶成的當地人走進彭縣縣衙，高高興興領了吏帖，成為吏房的一位書手。

先簡單介紹一下大明縣衙的構成。

明代縣衙裏，最大的自然是知縣，叫作主官。他有兩個副手，一個是縣丞，一個是主簿，這兩位叫作佐貳官。他們仨都是有品級的朝廷命官，縣裏的行政長官。在這三人之下，還有一位典史，叫作首領官，但沒有品級，不入流。

再往下，衙門裏最重要的行政機構，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是指皂班、壯班、快班，負責儀仗、治安、緝捕之類，有時候還會多一個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捕快”；而六房對應的是朝廷六部，分為禮、吏、戶、工、兵、刑六個部門，各有主管業務。除此之外，還有承發房和架閣庫等辦公機構。

在這些機構裏辦事的人，統稱為吏，也叫“胥吏”或“吏胥”。“胥”這個字，本意是有才幹之人，十有二人，後來引申為基層公務員。

陶成加入的，是分管人事的吏房。他應該受過教育，會識文斷字，在吏房裏擔任書手——顧名思義，就是負責各類公文档案的書寫、抄錄。

聽起來好像是個瑣碎活，可裏面的門道實在不少。古代沒有復印機和照相機，公文全靠書手一筆一畫寫就。他大筆一揮，偷偷篡改幾個字，往往能決定一人乃至一戶的命運。

舉個例子。崇禎時廣州府有一個糧道吏職出現空缺，一個叫劉俸的吏員垂涎已久，但是資歷差一點。他遂買通了吏房書手，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報材料，把最關鍵的一個日期“五月二十八日”塗抹成了“九月二十八日”。幸虧當時的推官心細，查了官府裏的原始档案，發現日期對不上，這才查獲弊案。

書手落筆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職的選拔。可以想象，他的尋租空間該有多大。陶成靠著手裏的這點權力，沒事收取一些常例賄賂，日子過得不亦樂乎。

四年之後，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一個叫陳佐的人也加入彭州縣衙，在戶房擔任算手。

戶房和吏房並稱兩大要害機關。戶房管的是錢糧稅賦之事，日常業務涉及大量繁復計算。陳佐腦子靈活，數學好，對於數字得心應手，很適合這個職位。

和吏房書手一樣，戶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著別人的命運。他只消在賬簿上做一做手腳，一戶農民便會生不如死。比如萬歷年間的濟南府，曾有一戶劉姓人家，得罪了當地算手。納稅之時，算手硬把他家六畝三等瘠田劃成了一等上田，結果概算下來，要繳納的田稅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這事？很簡單，拿銀子來喂飽便是，可見這其中的尋租空間也不小。

書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種，他們沒有官身，不算體制內，薪俸也不納入國家財政開支。可是這些人把持著具體政務，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牘，很容易從中做手腳，有時候日子過得比主官還滋潤。

尤其嘉靖年間，對胥吏來說正是個好時候。在這之前，胥吏都是有名額限制的，可到了嘉靖年間，突然掀起了一陣擴編熱潮，胥吏人數陡增。有人曾抱怨說：“衙門吏胥，原有定額。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可見其盛況。

陶成和陳佐的入職，即得益於這個大背景。

這兩個人為了能放心舞弊，不約而同地拜了縣衙裏的屠主簿當靠山，就此相熟。吏房和戶房本來聯系就比較緊密，兩個人很快勾結到了一起，沆瀣一氣，其所作所為，用後來官府判決的話說就是：“各結攬寫法，討錢使用。”

怎麽個討錢使用呢？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八月，彭縣決定僉派一批老百姓來三班服役，指派吏房和戶房執行。陶、陳兩人一聽，哈哈，錢來也。

這裏要先說明一下，大明的縣衙體制很有意思，大致可以分成三類：官、吏、役。

彭縣的知縣、縣丞和屠主簿這樣的人，在朝廷吏部掛著號，算是官員編制；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官，無品級，算是吏員編制；至於像陶成、陳佐這樣的書、算手，連編制都沒有，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當然，胥吏往往世代相繼，比合同工可穩定多了——無論如何，他們仍舊屬於“吏”這一層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