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黎”菩薩自身難保

民國11年6月15日，重作馮婦的黎元洪頒布了全國停戰命令，企圖首先在江西停止南北兩軍的戰爭。可是“援贛軍總司令”蔡成勛拒絕黎所派的歐陽武進行調解工作，並拒絕黎所任命的江西省長謝遠涵到任，使黎的威信受到打擊。為了適應各省自治潮流，實現軍民分治，黎分別任命了七個省長，其中五個省長受到軍閥的拒絕而不能到任。

黎所派的湖北省長湯薌銘，早在民國4年就做過湖南督軍，當時曹錕還只是第三師師長，駐防嶽州，吳佩孚則在曹下面擔任副官長，曹曾派吳到長沙去和湯薌銘有所接洽，湯對吳極為賞識，向曹要求要留用吳，因此使曹對吳刮目相看，所以湯可以說是最早識拔吳的，也可以說湯對吳是有舊恩的，如今曹、吳得勢，湯因和黎同鄉的關系受到黎元洪的提拔才得到湖北省長一職，黎叫湯到保定和洛陽去見曹、吳，聯絡一下，不料湯到保定後，見到了曹，曹的態度非常冷淡，推說湖北不是他的管轄區，叫他先去問吳佩孚。湯到了洛陽，吳竟拒而不見。同時曹、吳都有電報給黎，推薦蕭耀南兼任湖北省長。黎看到這個電報不禁忿然說：“湖北是我的家鄉，別的地方我可以不管，我的家鄉，我一定要管！”便叫湯薌銘直接去湖北接事。

7月29日湯到漢口時，蕭耀南指使“拒湯派”橫臥在京漢路的軌道上，阻止湯所搭的火車通行，湯只好在劉家廟下車，改乘軍艦在漢口特區登陸，可是江岸上不少的“迎湯派”，竟被軍警橫施毆辱，受重傷者有四五十人。

蕭耀南派副官鄒海清到軍艦上見湯，勸湯不要登陸，以免引起騷亂。湯不聽勸阻，登陸後親自渡江到武昌去見蕭，蕭竟拒而不見，卻在軍署內召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舉行所謂湖北各公團聯席會議，當場推舉蕭自己兼任省長，而蕭也就馬上宣布就職。

湯搞得很慘，把這些情況報告了黎，請求辭職，黎回答說：“這不是你幹不幹省長的問題，而是我幹不幹總統的問題。”

蕭耀南是吳佩孚所提拔的，因此黎元洪希望這位捧他復任總統的吳大帥能出面替他撐腰。可是吳卻不聲不響，裝著沒有這回事一樣。

黎元洪現在的日子並不比剛下台的徐世昌好過，總統一點權也沒有，隨時要看軍閥們的嘴臉，隨時要碰軍閥們的釘子，這總統實在不如一個有實際權力的縣長。

黎元洪上台前所高唱的廢督裁兵問題，在他上台後受到各方冷落。曹錕借口全國戰事還未停止，督可廢而兵不可裁，又一再電催任命蔡成勛為江西督軍，說明他的真意在兵不可裁，而督亦不可廢。吳佩孚雖然口稱擁護裁兵，可是卻在直、魯、豫三省大招新兵，補充第三師的缺額。7月4日吳在致蔡元培的電報中露骨地說：“裁兵廢督，須俟統一完成，通盤籌劃，此時貿言裁廢，適以增亂。”

七八月間，黎先後下令把許多在職督軍、師長加冠了“將軍”的頭銜，這是他想的新辦法，為督軍們下台後保留將軍尊號預留地步。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新辦法，因為袁世凱早就采用了。袁就是用這個方法廢督，可是就沒有行得通。袁都行不通，黎又如何行得通。

北京依然還是一個老問題——財政問題。北京老早就面臨財政破產的絕境。黎任命英美派外交家顧維鈞為財政討論委員會委員長，目的在於取得西方國家的大借款。奉直戰後，英、美、法三國公使會議，決定在財政上援助北京政府進行統一。日本為了要消除它曾經援助奉系的嫌疑，所以也同意參加。可是日本和西方國家在對華問題上的矛盾沒有消除，所以日本內閣討論“參加”與否問題時，認為時機未至，主張推遲進行。

北京政府由於借債遲遲未成，軍餉不能按時發放，於是全國各地到處發生兵變。光是七八兩個月之間，保定、衛輝、熱河等地就傳來一片兵變之聲，北京也被波及，特別是江西發生了多次的兵變，引起外交團一再提出嚴重的抗議。

北京政府各部的公務員終日忙於索薪，全體教職員因斷炊而罷課，北京城內到處聽到哭窮訴苦之聲。7月15日陸軍部被裁人員700余人組織索薪團，包圍國務院，黎正在列席國務會議，匆忙地避開，那位號稱“活包公”的財政總長董康，跑遲了一步，竟被請願索薪的人員揪住，紗馬褂被扯破了，近視眼鏡也被打落了，眼皮也被擦破了，還挨了三下耳光，嚇得他狂呼救命。事件過後，他感到“窮”官不易為，第二天就提出辭呈，堅決求去。

財政困難，巧婦難為無米炊，這是北京多年的老病，黎元洪當然救不了，北京政府的前途風雨飄搖。交通總長高恩洪擬以京奉、京漢、京綏、津浦四路作抵，進行3億元的統一大借款，四國銀行團有所顧慮，所以不敢做這筆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