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直系分裂

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直系成為北京政府的後台大老板，如果曹錕和吳佩孚能好好利用這一有利的形勢，北洋大局就在直系掌握之中了，不料直系在巔峰狀態中，分裂為保定派（曹錕）、洛陽派（吳佩孚），於是直系的局面便由盛而衰了。

吳佩孚並不是要和曹錕分家，曹錕也不是不能容納吳佩孚，相反的，曹錕對吳佩孚信任有加，而吳佩孚對曹錕也忠心無貳，可是因為局面大了，雙方的幹部各有私心，從中挑撥，鑄成了以後失敗的命運。

曹錕、吳佩孚之間貌合神離，一方面是吳佩孚功高震主，一方面是曹錕左右都不成材。北洋有一個習慣，做到督軍，人人都可以稱“帥”，做到督軍以上的就稱為“大帥”。直奉戰爭以前，可以稱為大帥的，只有張勛、曹錕、張作霖三人，後來吳佩孚聲望日高，便也稱起大帥來。水漲船高。吳佩孚做了大帥，曹錕遂改稱為老帥以示比大帥高一等。

吳大帥在保定發號司令時，曹老帥卻被冷落在一旁，凡是到保定來的人，都只知有大帥而不知有老帥，因為大帥答應的話就算數，有奶便是娘，政治上更是現實，這當然讓曹錕有點酸溜溜的。舉一個例子，黎元洪上台前，派金永炎到保定，就只是和吳佩孚密談，根本不理曹錕。

像這類事，逐漸增多，曹、吳之間自然就有了裂痕。總統問題增加兩人的鴻溝，曹自己想當總統，吳一意要迎黎元洪復職，曹身邊的人便向曹乘機挑撥，說吳所以不願老帥做總統，是他自己想做總統，因此捧出黎做擋箭牌，做為過渡總統。曹錕的親信有曹銳、邊守靖（直隸省議會議長）、夏午詒（顧問）、熊炳琦（參謀長）、王毓芝（秘書長）等。曹錕的私人財產全由曹銳經營管理，而曹銳的兒子又兼祧兩房，所以他們弟兄關系非常密切。而吳佩孚則最看不起曹銳，曹銳不能繼續做直隸省長，就是吳佩孚的主意。因此曹銳恨吳入骨，經常在他哥哥面前進讒言，說吳獨斷獨行，目無長上，將來一定爬到咱們兄弟頭上，部下雖親，總比不上自己的兄弟親。還有曹所嬖幸的李彥青也常被吳佩孚所斥責，李彥青出身是替曹錕洗澡擦背，有肌膚之親，自然也不斷向曹訴苦，因此曹錕和吳佩孚之間便日益疏遠了。

曹、吳之間的不和，直接的近因是吳極力主張迎黎元洪復職，讓曹錕和他的左右感覺到太不顧他們了。這種不滿影響到黎就任總統後，黎曾多次電邀曹到北京見面，曹都托辭有病不肯前往，黎就職時，吳佩孚曾單獨赴京慶賀，雖然吳只到了北京一天就趕返保定，可是也激起曹的極端不滿。

黎元洪於11年6月11日入京復任總統，他曾請吳推薦幾個人入閣，吳把自己的秘書孫丹林薦給黎，指定要內務部次長，黎為了討好吳，就發表孫為總統府副秘書長兼內務部次長，孫丹林不太會做人，經常拿吳大帥來唬人，並且口口聲聲說天下事只要吳大帥一句話，至於理不理曹老帥，則一點關系也沒有。還有交通總長高恩洪，財政總長董康兩人都屬於洛陽派，且是吳大帥左右的紅人，他們遇事立即請示吳，可是絕不理會曹。所以曹錕對這三人都極不滿意，保定系的上上下下對這三人都是怒目而視。高恩洪和孫丹林都是山東蓬萊縣人，和吳佩孚是同鄉，高是電務生出身，後來做到吳的電務處長，成為吳左右最被寵信的要員之一，奉直戰後，吳第一次到天津，高恩洪在車站迎迓，吳就當面向高表示，要他準備做交通總長。不料當時黎元洪已經根據曹錕的推薦決定任高淩霨為交通總長，吳佩孚乃對曹要求，擬調高淩霨另外一個職務，而將交通總長給予高恩洪，以維持本人信用，可是吳只想到自己的信用，卻忘了曹錕的信用，不過曹錕當時卻很將就，立刻答應照辦。

6月17日，董康和高恩洪到保定來見吳，正好這時吳和曹在“光園”聊天，董、高兩人竟請曹錕先退席，要跟吳單獨談話，曹氣得站起身來大聲說：“總長要我退席我可以退，可是光園是我的地方，我是有來去自由的。”一面說，一面氣沖沖地走了，嘴中卻念念有辭地說：“真是豈有此理”。

董康和高恩洪是為了向吳密報一件大案子，就是關於曹汝霖在交通總長任內經手的2000萬元沒有底帳，有貪汙之嫌，請示吳如何處理，吳叫他們呈請總統依法嚴辦。

6月18日董、高回到北京，就由董康密呈總統，並在國務會議上提出，下令警察廳逮捕曹汝霖，並看管其私人財產和住宅，這時曹汝霖不在北京。國務總理顏惠慶主張慎重處理，黎卻同意迅速交辦，顏一生氣，要求辭職，因此曹汝霖案改為移交法庭處理。曹汝霖案見諸報端，曹錕才知道，大為光火，便叫衛士去請吳佩孚來詢問底細，吳已就寢，衛士不敢驚動，曹等了半晌不見吳來，一疊傳令，這才把吳請了來，吳見到曹後問：“老帥有什麽重大的事，這麽晚找我？”曹按下怒火，悻悻地說：“你現在是大帥了，哪裏還有工夫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