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邊皇上與太上皇翻了臉，下面臣子之間鉤心鬥角的活動也開始擡頭。

自神宗朝熙寧變法開始，宋朝朝廷中的黨爭就一直未斷。黨爭的性質起初還比較堂皇，主要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與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反變法派的政見之爭。但到後來，事情就變了味，所謂政見分歧逐漸成了排除異己的借口，而其實質，則變成了官員們為爭權奪利而進行的相互傾軋。這種政壇拉鋸戰曾經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白熱化程度，各派力量此起彼伏，大量官員卷入其中。許多人得勢時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失勢時則遭到嚴酷的報復和迫害。徽宗時期的蔡京等人，就是借助這個手段，打著所謂“紹述新法”的旗號，炮制出駭人聽聞的“元祐奸黨案”，清除掉了大量的異己分子。

靖康朝建立於危難之際，當時強虜壓境國門欲摧，命懸一線人人自危，官員們一時顧不上操作這種窩裏鬥。現在敵軍已退危境已解，一些大臣便有了相互攻訐的精力和謀算。大約這也算是走仕途者的一項日常作業，身在官場，若不處心積慮地將同僚們擠對出局，自己又如何能捷足先登更上一層樓？

有些官員雖未必熱衷於黨爭，卻亦喜無事生非，終日裏以高談闊論務虛議空來顯示自己的高瞻遠矚雄才偉略，其實也是為了博得皇上的注意和賞識。連日來這些人今天一個主張，明天一道奏章，所提者皆大抵是整修祖廟、檢詳祖制、倡習《春秋》、改革科舉等無關緊要之類，卻危言聳聽振振有詞地聲稱此皆為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

還有些在前一段時間遭受壓抑者，認為現在到了秋後算賬的時候，便居心叵測地提出要強化太學管理，收拾帶頭鬧事的陳東，並揪出其幕後指使者，以期公報私仇漁利其中。

總之，在趙桓與趙佶攤牌的這段時間裏，眾多朝臣的注意力亦集中在了這些蠅營狗苟各懷鬼胎的爛事上。這使百姓們對新朝新皇皆大失所望。當時在汴京的市井間就流傳出一首叫作“九不管”的民謠，譏諷朝廷是“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民謠中的“舒王”是王安石的封號。“聶山”乃聶昌原名，“昌”字為趙桓某日一時興起禦筆所賜，寄寓勉勵其效仿漢高祖劉邦麾下的汾陽侯周昌忠心報國之意。“二太子”指金東路軍統帥宗望。

無論是趙桓還是那些臣子，能夠如此放心放手地進行蕭墻之內的拳打腳踢，都是基於一個共同的意識基礎，那就是認為當前外患已消，邊事已寧。既然外部威脅已不存在，當然要回過頭來抓緊解決內部問題。

然而，且不說他們解決問題的動機方向是否對頭，單就“天下太平”這個認識而言，便是大錯特錯。金軍業已北還不假，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宋王朝從此便可高枕無憂。目下戰略要地燕京地區仍在金東路軍手中，西線重鎮太原之圍始終未解，威勝軍德隆府等地又被金西路軍於回師途中相繼拿下，整個北部防線依舊是千瘡百孔捉襟見肘，而金軍則秣馬厲兵磨刀霍霍隨時可能卷土重來。敵情嚴重若此，哪裏是宋朝君臣想要太平便能太平得了的。

如果說趙桓及其臣屬一個個全是毫無頭腦的白癡，那肯定是冤枉了他們。假如真是那樣，他們屁股底下那把交椅也坐不住。那麽他們為什麽會對這種殺機四伏的局面視而不見置若罔聞？解釋只有一個，就是他們的關注焦點，只是落在了維護自身的眼前利益上，而絲毫沒顧及國家的長遠利益。

有國才有家，國強才能家安，這個大道理人人會說，但落實到行動上，卻未必人人都會按照先國後家的原則去做。因為國家利益與某個人某個集團或某個局部的利益，在許多時候並不一致，有時甚至是嚴重地背道而馳。犧牲個人利益去成全國家利益，舍己為公碧血丹心一場，到頭來受益的是別人，而自己卻落得個倒黴透頂的下場，這樣的事例不在少數。趙桓和他的那些臣屬們天生不是做這種非常不劃算的傻事的人，所以說，他們並不白癡，他們很會算賬。相對而言國家利益總是顯得比較虛，而個人利益則很實在，國家利益受損，要倒黴人人有份，而個人利益受損，倒黴的該是誰就是誰。這筆賬這樣來算，應當先顧哪頭，自是一目了然。

至於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不可分割的關聯，那不是僅僅通過哪一個人去體現的，因此哪一個人也犯不上單獨去操這份心。趙桓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眼前利益忙碌得不可開交，哪有工夫去務那個國家利益的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