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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的想法與李綱不謀而合，而且敢於將其意暗示與皇上，說明了認為非如此不能扭轉政局者非止一人。這給予了李綱很大的精神支持，也增加了李綱向皇上勸禪的勇氣。趙佶自元符三年登基，二十五年來把煌煌大宋治理成了這樣一個不可收拾的爛攤子，將其請下龍椅，實乃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這種順應天意民心的事情，兩府的宰執們居然沒人去做，那就休怪我李伯紀當仁不讓了。

李綱決意去做這個出頭的椽子，究其思想根源，主要的自然是基於其自幼所受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德教育，卻也不能排除他是看準了這是一個難得的參政機會。如果不碰上這樣的機會，他李伯紀欲想在國家大事上插上一嘴，還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甚至是一輩子都無此可能。

這算是投機嗎？李綱自忖，或許是有那麽點意思。可是反過來說，將此機會拱手送給你們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任何一位大臣，你們願意接過去嗎？我李綱此舉縱然算是投機，那也是為國家社稷而投，而非是為追逐一己之私利，所以此機正大光明，大可一投。如此想來，李綱便越覺其行為是理直氣壯問心無愧的。

當然，機會往往是與風險並存，這個機會風險很大。自古以來欲成大事者，沒有不承擔風險的。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這就不能多作顧慮了。

回到宅中，李綱坐在那裏靜默一晌，構思好腹稿，就要執筆書寫奏章。但他甫一提筆又停下來。他覺得僅僅如此寫來，態度還不夠誠懇，尚不足以打動皇上的心弦。略微思量了一下，他捋起衣袖，拿起刀在自己的左臂上用力一劃，劃出了一道長長的傷口。然後翻轉手臂，將鮮血滴入硯盤。繼而蘸著那鮮血奮筆疾書，一氣呵成地寫下了洋洋千言。這就是後來被冠名為“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的那篇著名奏章。

吳敏在與李綱夜談後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便將李綱請求面對的意思奏與了趙佶，並大力舉薦道：李綱其人頗有見地，其言其策大可一聽。趙佶當即應允，傳旨於當日下午在文字外庫召見李綱。李綱遵旨前往，將奏章交由太監呈入後，便在庫外候召。卻因當日趙佶與宰執們議事甚繁，搞得十分疲憊，便將召見李綱的時間改到了次日上午，地點則改至宣和殿。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李綱終於蒙召入禁。他的奏章趙佶已於昨夜詳閱。趙佶沒想到，一個區區太常寺少卿，竟敢如此坦率地提出請他禪位的要求，而且還將其中的理由闡述得相當中肯。奏章裏的那些毫無矯飾的諍言諫語，是從那班慣於阿諛奉承的宰執們那裏絕對聽不到的。這倒讓趙佶增添了與李綱面談的興趣。由於讀過奏章後趙佶在龍榻上輾轉反側了許久，此時他不免身帶倦意，但見到李綱在貼身太監張迪的引領下走進大殿時，他還是努力振作起了精神，一絲不苟地正襟危坐在那裏，擺出了皇帝應有的威儀。

揮退張迪和侍立在側的其他太監，大殿裏只剩下了趙佶和李綱兩個人。君臣一坐一立隔案相對，就開始了一番時間不長卻意義重大的談話。談話是以趙佶發問李綱作答的形式進行的。趙佶所問的問題，其實都可以從李綱的奏章裏找到答案，然而趙佶還是想聽李綱再當面說一說。由此不難看出在是否決定禪位這件事上，趙佶內心裏的猶豫和矛盾程度。

趙佶以威嚴的口氣劈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詰問李綱，你刺血上書請求朕禪位於太子，想沒想到過這樣做的後果，朕指的是對你個人可能產生的後果。李綱從容回答說想到過，但微臣世受國恩，考慮得更多的是盡忠報國，故不敢因苟且於一己得失，坐視社稷瀕危而緘口無言。如果皇上以為微臣言之不當，微臣甘領嚴懲，絕無寸怨。

趙佶緊接著逼問，照你的意思說，朕這個皇帝，是當得不夠格啦？

豈止是不夠格，簡直就是一塌糊塗。一個稱職的君主，焉能使國家腐朽到一觸即潰的地步？李綱心裏這麽想，嘴上當然不能這麽說。他對這個問題早有準備，胸有成竹地應對道，微臣不是這個意思。皇上自登基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種種功績日月可鑒，無須微臣拙嘴笨腮一一列舉。只因某些奸佞欺君罔上敗壞朝綱，方使我大宋弊政叢生天怒人怨。如今金寇將此罪責統統強加於皇上一身，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微臣竊思，皇上晝夜操勞聽政日久龍神大損，目下又無端受此指責，委實是不堪其負。所以微臣才鬥膽奉勸皇上，莫若審時度勢急流勇退。這樣，一者可使皇上保重龍體頤養天年，二者可令國朝萬象更新重振雄風，三者可以破除金軍的進兵借口，誠可謂是一舉三得之事，何樂而不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