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天子 六（第2/3頁）

同樣，紂王為了挽救帝國的頹勢，進行的這些必要的人事調整——錄用“非高幹”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權貴，也必然導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啟”為首的親貴和舊臣集團的瘋狂反對。“微子啟”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帶著自己的人怒而走掉，從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統治核心，破壞了商王朝的國運。從史料上看，類似的上層分裂不限於“微子啟”一案。紂王的叔叔比幹被處死，另一個叔叔箕子被下獄，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調整觸及了這些叔叔們的親貴家族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見不合”，最終與紂王發生嚴重沖突，以至有人為此而死。這也可見出商王朝之積弊已久，問題之復雜，現實之難辦，一點改革都阻力重重。紂王只有掙紮一番之後，等著去殉死他的王朝罷了。

其實，也正是紂王任用的諸如“飛廉、惡來”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幫助他三征東夷，並且與商王朝共生死，戰鬥到生命最後一息，倒在戰場血泊中。而微子啟、箕子這些自命不凡的被後世學者奉為君子賢人的王室貴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權以後，立刻投入周人的懷抱，變節為官，不惜事奉仇敵。

至於第四條罪狀說紂王“聽信婦言”，其實是少見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壇上活躍頗有作為，如前代武丁的“婦好”就是一個女性從政的傑出例子，這時當時的歷史客觀特征，反映了母系社會殘余勢力的歷史慣性。紂王聽信妲己，即便這是事實，我們也不要奇怪。當“貴戚舊臣”都不支持，甚至分裂而去，當社稷危蕩，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蟬那樣高叫，沸反盈天），人心惶恐，個懷叵測，那紂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婦合計國家大事了，畢竟媳婦還是跟自己坐在一條船上值得信賴，並且一直到最後共同自殺。

而所謂第五第六條“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狀，這是與國計民生無關的小節，而且並不屬實。從出土蔔辭上看，紂王的爹和紂王時期，祀典體系比前代最為成熟完備。

總之，周武王給紂王定出的這六條大罪，只有第一條“酗酒”算是有點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歡以酒佐餐、聚眾豪飲，是一慣的全國的歷史風氣。從出土物來看，商朝後期的飲酒器明顯激增，表示了社會飲酒之風蔚然，甚至還挖出來好幾壇子當時的酒。須知，一個帝國積累年頭久了，財富豐厚，人們閑逸，走上飲酒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好比古羅馬帝國在爛熟時候的豪吃豪飲，也好比美國人富裕了，工作也輕閑了，錢也一大把了，就開始吸毒了。商朝人尚聲，邊喝邊唱，是很爽的。你也許會說，商朝社會的飲酒風氣都是紂王帶的壞頭。那麽，如今美國吸毒問題嚴重，這也是克靈頓帶的頭嗎。商代後期飲酒成風，成為社會隱患，是嚴重社會問題，原因該是廣泛而復雜的。紂王想推動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風易俗也好，都不是那麽容易的。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鴉片蔚然成風，不是某一兩個皇帝能改變的了得。當時下層、中層乃至高層的人（達官親貴們）都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動他們。喝酒、吸毒、吸鴉片，這類問題的解決需要從梳理社會機理與根本矛盾出發，這對於忙於應付東西外敵、交相侵擾的末帝紂王來說，固然是無法實現的。就像清朝末年的光緒根本管不了泛濫的鴉片。

我們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最後一個帝王在事到臨頭時一般有四種選擇：自殺、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氣選擇第一種的，好歹也應該算是英雄，而且為數極少。紂王自焚鹿台，與明朝末帝“崇禎”自掛煤山，頗為類似。光這一點也值得欽佩他倆，並且看出了他們的無奈。不過，崇禎的命要好一些，沒有像紂王那樣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禎沒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為大清兵勢力雄大，拳頭很硬，可以替代嘴巴來說話，所以不需要埋汰他。而周武王的萬把人，拳頭沒那麽硬，需要用嘴巴來幫助拳頭，拼命辯解伐商的原因，給紂王潑臟水勢在必行。但周人潑的並不厲害，只是上述六條的就事論事而已，還不涉及紂王人身，沒有焚炙忠良、濫殺無辜、嗜血成性之類指責。總之，周人還沒有把紂王與“暴虐荒淫”四字掛上鉤。

真正把紂王臉塗黑，還不是他的敵人周人幹的，而是五百年後戰國時代那些學者們。這些人說話，喜歡走極端，喜歡舉出極好的好人（也就是他們捧起來的聖人），以及極壞的壞人（他們造出來的壞人），作為正反例子，來說明自己的論點，從而把自己的學說變得生動豐滿振振有辭以便遊說諸侯，甚至不惜偽造古史。於是，堯、舜、大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包裝成了極好極好的完人聖人而推出，他們的失敗地方（比如堯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謂的“禪讓”。而夏桀、商紂王、盜跖幾位可憐而無辜的先生，因為是失敗者，就成了極懷極懷的壞人，與“暴虐荒淫”四字掛上了鉤。這些亡國之君，比起前面的開國大帝（極好極好的人），不擠兌他們擠兌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