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天子 六

周武王的伐滅商王朝，並不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推翻政府。它更像努爾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當然，這個國與國，是帶有宗主國與附屬國的色彩，而不是完全對等。所以，滅商在時人看來，是文明落後的周人滅了正統的商人，就像大清兵滅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過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樣。“反周復商”勢力在暗自醞釀，很多人估計在尋找紂王的遺子。

周人也一樣不安，擔心一覺醒來，商族殘余勢力與虎視眈眈的東夷人鬧出翻天覆地的意外變化，每日如履薄冰，甚至想著返回陜西鎬京去。於是，姜子牙提出了“愛屋及烏”的成語，要求：“如果你愛一個人，你就把他送到紐約——對不起是如果你愛一個人的屋子，也就連帶愛他的烏鴉。恨一個人的政權，就要殺光他的臣民。”姜子牙想實行種族滅絕政策，首先拿紂王的兒子武庚開刀。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個冷靜睿智的人，對老姜的叫囂嗤之以鼻：“我認為，想平靜風雨飄搖的現狀，必須盡早加快理論工作建設。”

“什麽意思？”

“諸位想過沒有，煊赫四方的強大商王朝，驟然間被我們‘小邦周’所顛覆，不只是商人驚恐，連我們自己也奇怪。那個被商王所禮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怎麽關鍵時刻掉鏈了呢？商人呼喚著上帝來幫忙，可是他老先生就像一個喝多了的看門人，怎麽搖門鈴也弄不醒他。怎麽回事呢？疑問之余，我們只能這樣告訴商人：上帝的庇護也不是無條件的，God only bless those who are deserved。你們不是口口聲聲稱上帝嗎？上帝已經遺棄你們了。我們顛覆了他的國家還不算，我們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於是創造性地首次明確了“天”的概念，用以對抗商人的“上帝”！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國家的人（比如周武王），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來，天命不是沒有條件的，它只照顧那些“敬德”“保民”的塵世之王。商紂王之失去天命惠顧而亡國，就是因為紂王沒能“敬德、保民”，而我們名正言順接過大統，就是因為具有“敬德、保民”氣質。天命的概念從此兼並了商人的上帝，就像廣義相對論包容了狹義相對論。從此，中國人開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一並出現的還有“天子”的概念，周王也從此獲得了“天子”的專稱。

這種以“天命”為中心，“敬德、保民”為兩個基本點的難能可貴的理論體系，確實比商人單純依賴上帝與祖先之靈撐腰的“鬼治主義”邁進了一大步。它引進了“德先生”和“民先生”這兩個嶄新的充滿生命力的概念。“德”的含義不僅僅限於講道德，它的甲骨文字型，就是睜著眼睛往前走的樣子，差不多什麽都包括了，跟後代那捉摸不定的“道”差不多，代表一切正確的東西。

周公旦把“天命”、“敬德、保民”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匯報以後，武王登時感到豁然開朗，底氣十足。不再為自己以武力搶來天下而惶惑了，原來我們是承繼“天命”的啊！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師、周文王的在天之靈，以及遠祖後稷的魂魄，然後登上大周天子的寶位。

在大典上，陜西的那種“威風腰鼓隊”大約也做了獻技表演。此藝據說有四千年歷史，驟雨飛濺樣的鼓點，亂蛙蹦跳般的腳步，非常熱鬧，很像求雨的儀式。

既然商人失去天命，就要拿出證據。下面就是我要說的了，往紂王臉上塗鴉的運動開始了。周武王在《尚書》中開列了紂王六條罪狀，以解釋自己伐紂的合理性：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貴戚舊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

第四是聽信婦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這些罪條其實都不嚴重，完全沒有後代人所形容紂王時的荒淫殘暴那樣，有的甚至用現代價值觀判斷，富於進步意義。比如第二第三條的“不用貴戚舊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這裏的“小人”注意不是後代意義上的“君子、小人”（道德概念），而是相對於貴族（貴戚舊臣）的出身低微的人，說白了就是“非高幹子弟”。紂王不錄用王族中的親貴和從前商王的舊臣之子，而是提拔錄用出身卑微之人，這是打破血統論，用今人眼光看來屬於進步的用人觀：是“唯才是舉”，打破了“用人唯親”。但在周武王看來是不能接受的過失，可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親戚不用，會遭到親貴集團的蜂擁攻擊，甚至他的敵人都不原諒他。

從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說”，也是一種“登用小人”。武丁迫於同樣的習俗壓力，被迫采取托夢的曲折形式，來提出錄用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