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公正的體認
中國傳統戲劇早已是一種客觀存在，對它太急迫的鞭策改變不了它的基本步履，對它太嚴厲的斥責也驚動不了它的容貌體態。
究竟怎樣才能對中國戲劇作出公正的體認呢？
一、在歷史梳理中獲得體認
迄止19世紀，對中國戲劇史的研究還沒有真正開始。
改寫這個紀錄的是王國維。在他之前，梁啟超的思考也體現了比較科學的歷史觀念。1905年，梁啟超不同意《新民叢報》上的一篇文章對清代戲劇衰落原因所做的分析，撰寫了一段辯正性的文字，顯示了他對中國戲劇文化的歷史見識。《新民叢報》上那篇文章的作者認為，清代戲劇不景氣，是由於清代的滿族統治者原是少數民族，“其所長者，在射禦技擊，其所短者，在政治文學”，甚至“不知音樂美術為何物”。（淵實《中國詩樂之變遷與戲曲發展之關系》（1905年），《新民叢報》第四年第五號。）梁啟超當然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說，清代滿族統治者應與元代蒙古族統治者相仿佛，元代法網也密，為什麽元代戲劇卻那麽繁榮呢？他認為，應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說明清代戲劇衰落的原因：
第一，明清兩代用八股文取仕，漸漸地把知識分子都吸引到了八股文的軌道上，而“八股之為物，其性質與詩樂最不相容”。他認為，在把科舉視作知識分子唯一“榮途”的中國，文化現象與科舉考試的要求緊密相連。“自唐代以詩賦取士，宋初沿襲之，至王荊公代以經義，然旋興旋廢，及元，遂以詞曲承乏”，每代的取士標準造成每代的藝術風氣；
第二，清代學術界形成了程朱理學的學風。程朱之學兼包儒、墨，提倡正衣冠，尊瞻視，“從堅苦刻厲絕欲節情為教”，構成了一種非樂精神。程朱理學在元代影響不大，由明興盛，至清而形成風氣，正與戲劇的盛衰相反逆；
第三，隨著程朱理學形成風氣，乾嘉學派的考據箋注之學也興起於一時，而這種學問幹燥無味，“與樂劇適成反比例”；
第四，自雍正年間限禁伎樂之後，士夫中文采風流者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從事音樂戲劇的權利，於是藝術就落到了“俗伶”手裏，趨於退化。但藝術畢竟為“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廢”，“俗劇”也就流行。這是政治勢力造成的戲劇與文學的分裂。（參見1905年《新民叢報》第四年第五號淵實《中國詩樂之變遷與戲曲發展之關系》一文後梁啟超（署“飲冰”）所寫的跋。）
這種分析，未盡準確，但在方法論上卻體現了近代史學的思維方式，超越了20世紀初多數學者的水平。
在梁啟超做這番分析的七年後，王國維完成了劃時代的著作《宋元戲曲考》，成為第一部中國戲劇史的專著。王國維諳熟乾嘉學派的周密考訂功夫，卻不願意“只見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而是高屋建瓴地把自上古至宋元的戲劇發展過程作了一次統覽。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體現了相當鮮明的歷史理性。在他看來，不同的時代有各種不同的文藝形態，但能在某一時代成為主體形態的文藝又必然有著漫長的淵源，為後世儒碩所鄙棄的戲曲也不例外。故而，“究其淵源，明其變化之跡”。元劇之所以也能堂皇地成為一代之文學，是因為它特別自然：“故謂元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元劇另一個長處是“有悲劇在其中”，而“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根據這一系列觀念，他在梳理了戲曲形成的過程之後，把元劇放到明、清劇之上，在元劇中又把關漢卿置之首位。（參見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元劇之文章》：“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明寧獻王《曲品》，躋馬致遠於第一，而抑關漢卿第十。……其實非篤論也。”）這種見識，輔之以嚴整的材料，令人矚目。
稍作一點比較即可發現，胡適有關中國戲劇史的論述大多本自王國維，他自己確也多次表白對於《宋元戲曲考》的贊揚。但是，同中有異，在一個關鍵問題上顯示了他們的差別。王國維認為中國戲劇史中元劇最佳，其他皆不足論；胡適則認為戲劇總是向前進化的，沒有元劇最佳的道理。本於這一差別，胡適正面肯定了花部俗劇對昆腔傳奇的代替，這是他高出於王國維和當時其他不少學者的地方；但同時他又諱避後人有可能落後於前人的現象，片面地宣揚一代勝於一代的觀念。例如李漁《蜃中樓》把元劇《柳毅傳書》和《張生煮海》並在一起，實際上並未趕上它們，但胡適卻給予極高的評價。（胡適：“李漁的《蜃中樓》乃是合並《元曲選》裏的《柳毅傳書》同《張生煮海》兩本戲做成的，但《蜃中樓》不但情節更有趣味，並且把戲中人物一一都寫得有點生氣，個個都有點個性的區別，如元劇中的錢塘君雖於布局有關，但沒有著意描寫，李漁於《蜃中樓》的‘獻壽’一折中，寫錢塘君何等痛快，何等有意味！這便是一進步。”（見《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文））對於後人藝術中他看不慣的部分，則指說是前代的“遺形物”，又把責任推給了前代，而前代的“遺形物”又都是要不得的，“這些東西淘汰幹凈，方才有純粹戲劇出世”。他認為，中國戲曲中的臉譜、台步、唱功、鑼鼓、龍套等等都是這種該淘汰的“遺形物”。王國維並不如此迷信進化的階梯，而是更注重每一時代的戲劇與該時代實際生活的聯系。在他看來，遇到某種時代，戲劇不僅不進化，反而會退化。他們兩人的意見，各有利弊，但都包含著自己鮮明的歷史理性。王國維滿懷著滯重的感慨和哀怨，胡適則滿懷著浮泛的樂觀和武斷。在他們之後，研究者林林總總，但他們的這兩種傾向卻一直留存著：或沉醉於前代典範，或寄情於進化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