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走向新紀元

時代，已經走到了近代，指向著現代。

源遠流長的中國戲劇，遇到了一個劇烈動蕩、亟待創新的時代。地方戲也罷，昆曲折子戲也罷，飲譽朝野的京劇也罷，都躲不過歷史潮流的沖激。

一　近代人的思考

20世紀剛開始不久，世事紛亂，國難頻頻。出人意料的是，一批最前衛也最繁忙的思想文化界的人士竟然先後兩次對中國戲劇進行了集中的思考和討論。第一次是世紀初年，第二次是五四前夕，其間相隔約有十余年。這期間，中國需要思考和討論的問題汗牛充棟，為什麽要反復地注目於看似已經破落的戲劇？人們疑惑了。

在此以前，中國戲劇也經受過許多理論家的評論和分析，但基本屬於同一文化系列中的自我調整；這次不同了，它所經受的是一種環視過世界文化的目光，它所遭遇的是一種急於想改變中國思想文化現狀的焦灼。思考者對於思考對象，有點陌生，有點異樣，甚至，還有點威脅。這種思考不細致、不周到，卻頗為冷峻和苛刻。國家的命運、時代的責任都包含在這種思考中，因此思考的內容常常伸出戲劇問題之外。

這個時代離今天並不太遠，那個時候所開啟的許多社會思想課題，今天還在重新被提出。其實，這也可看作是同一個思考的直接延續。

一、世紀初的第一度思考

參加對中國戲劇的第一度思考的，有嚴復(1854—1921)、梁啟超(1873—1929)、夏曾佑(1865—1924)、陳獨秀(1879—1942)、柳亞子(1887—1958)等思想文化界的著名人物。這些人的意見並不相同，但作為一個時代群體，又有接近之處。他們的這一次思考，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內容：

第一，重新確認了戲劇文化的重要社會作用。

早在1897年，啟蒙思想家嚴復曾和夏曾佑一起為天津國聞報館合寫了《本館附印說部緣起》，申述了小說、戲劇的巨大社會效能。他們說，只要隨便找一個路人，問他三國、水滸人物，問他唐明皇、楊貴妃、張生、鶯鶯、柳夢梅、杜麗娘，他大抵都能知道，因為這些人物通過一些傳播很廣的小說、戲劇作品而深入人心。由於小說、戲劇在語言表述上通俗、細致，在內容上能通過虛構讓人獲得滿足，因而“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之上”。這樣，它們也就具有了把持天下人心風俗的功能。充分利用它們，就能“使民開化”。（《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

梁啟超則在著名論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具體論及了戲劇的情感刺激作用：

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甫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琴心”、“酬簡”為《西廂記》折名；“眠香”、“訪翠”為《桃花扇》出名；東塘，孔尚任之號。本文發表於1902年《新小說》第一卷第一期。）

由於戲劇的作用如此之大，陳獨秀作了這樣一個比喻：

戲園者，實普天下人之大學堂也；優伶者，實普天下人之大教師也。（三愛（陳獨秀）：《論戲曲》，最初發表於1904年《安徽俗話報》第十一期。）

天僇生在《劇場之教育》一文中沿用這一比喻：“戲劇者，學校之補助品也。”（天僇生：《劇場之教育》，載一九〇八年《月月小說》第二卷第一期。）箸夫更是具體地說，“中國文字繁難，學界不興，下流社會，能識字讀報者，千不獲一，故欲風氣之廣開，教育之普及，非改良戲本不可”。（箸夫：《論開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戲本為先》，載1905年《芝罘報》第七期。）

對戲劇的社會功能分析得最細致、最富有美學意味的，是1903年發表的一位佚名者的文章《觀戲記》。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廣東惠州人，他根據自己的看戲經驗，分析了當時廣州和潮州的戲劇形態的重大區別。他認為，戲劇風格是由山川風俗陶鑄成的，但反過來又給風俗人心以強有力的影響。“廣州受珠江之流，故其民聰明豁達，衣冠文物，勝於他土，然智過則流於詐偽，文多則流於柔弱，此其蔽也；惠潮嘉以東，稟山澤之氣，故其民剛健猛烈，樸魯耿介，勝於他土，然過猛則戰鬥時作，過介則規模太隘，此其蔽也。”由此熏染，在戲劇領域中，“廣州班似於尚文，潮州班近於尚武；廣州班多淫氣，潮州班多殺氣”。這兩種傾向都有弊病，要去克服，還得靠戲劇來感染。作者指出：

夫感之舊則舊，感之新則新，感之雄心則雄心，感之暮氣則暮氣，感之愛國則愛國，感之亡國則亡國，演戲之移易人志，直如鏡之照物，靛之染衣，無所遁脫。論世者謂學術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戲者，豈非左右一國之力哉？中國不欲振興則已，欲振興可不於演戲加之意乎？（《觀戲記》，發表於1903年，見《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