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豐收的世紀（第2/4頁）
王驥德本人也值得一提。他是浙江會稽人，是徐渭的門人。他也寫劇本，但他最重要的身份是中國古代僅次於李漁的戲劇理論家。他的《曲律》，與同時代呂天成的《曲品》被視為“曲學雙璧”。《曲律》自成體系，兼及史論，在風神、虛實、本色、行當等方面都有深刻論述，並對湯顯祖和沈璟兩人作出了及時的研究。
由於這部《中國戲劇史》自定為戲劇現象史，不以當時產生的戲劇理論為分析對象，因此對王驥德的理論成果只能約略提及，後文也將不對影響更大的李漁的《閑情偶寄》作出論述。但是，這些理論的產生卻表明了一個事實：中國戲劇史進入了一個理論自覺的時代，而這種理論自覺，主要是圍繞著昆腔傳奇獲得的。中國古代戲劇理論史，在很大部分上就是中國昆曲理論史。在昆曲之前和之後，都沒有產生過更像樣的理論，直到王國維的出現。
那麽，讓我們姑且把戲劇理論擱下，再回到湯顯祖的時代。當時，還有一些劇作值得一提，例如高濂的《玉簪記》，周朝俊的《紅梅記》和孫仁孺的《東郭記》。
《玉簪記》寫書生潘必正和道姑陳妙常勇敢結合的喜劇故事。這個故事可在《古今女史》（《古今女史》載：“宋女貞觀尼陳妙常，姿色出眾，詩文俊雅，工音律。張於湖授臨江令，宿觀中；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之；後與於湖故人潘法成通，潘密告於湖，以計斷為夫妻。”）中找到根源，後也有人搬演為雜劇，但潘必正、陳妙常的名字如此為中國普通老百姓所熟悉，應該歸功於《玉簪記》和以後由它派生出來的許多地方劇種的折子戲，如《秋江》、《琴挑》等。《玉簪記》在戲劇開展的方式上與《西廂記》頗為接近，然而難能可貴的是，人們明知其近似而又不覺雷同，反而從一種近距離的對比中感受到高濂邁出的新步伐，有相映成趣之妙。例如，《玉簪記》的“秋江哭別”與《西廂記》的“長亭送別”有近似之處，但是，“長亭送別”纏綿凝滯，“秋江哭別”靈動迅捷；前者籠罩著淒清的秋色，後者飛濺著嘩嘩雪浪。相比之下，後者化靜為動，更是難得。
《紅梅記》以權相賈似道和書生裴禹的矛盾貫串全劇。賈似道殘酷地殺害了只是贊美了一下裴禹風度的侍妾李慧娘，霸占了裴禹的愛人昭容，又囚禁了裴禹本人。李慧娘的鬼魂救出了裴禹，致使最後裴禹和賈似道在升沉榮辱上產生逆轉。這樣一個戲劇故事，批斥的是賈似道，成就的是裴禹和昭容的結合，但是，歷史和觀眾卻篩選了其中的李慧娘。後代許多地方戲在改編《紅梅記》時，大多強化了李慧娘的形象。一種死而不滅的仇恨，一種死而不熄的感情，化作了強有力的戲劇行動。
《東郭記》是一部諷刺劇。就像一個生動的漫畫展覽，種種寡廉鮮恥的嘴臉和行動都呈現無遺。憑借的是《孟子》裏的寓言，揭露的是明代現實。例如，一夥貧窮的無賴漢看到世上汙穢不堪，有機可乘，便分頭出發，謀取富貴。竟然，他們有的騙到了嬌妻美妾，有的謀取了顯赫高位，他們既互相擢拔，又互相構陷，真可謂滿眼醜惡。這樣的集中刻畫，顯然是誇張的，寓言化的，符合諷刺劇的特性。
晚明時期可以提一提的劇作，是孟稱舜（約1600—1655）的《嬌紅記》和阮大鋮（約1587—約1646）的《燕子箋》。
《嬌紅記》表現了一個純凈的殉情故事。王嬌娘和申純相愛，除了感情，不計其他。人們為了阻止他們的愛情，還向王嬌娘出示了申純與別人結婚的“實物證據”，王嬌娘說：“相從數年，申生心事我豈不知！他聞我病甚，將有他故，故以此開釋我。”可見對愛情的信任絲毫無損。後來王嬌娘因逼婚太甚，終於自盡，人們又勸說申純，申純說：“你怎知我與嬌娘情深義重，百劫難休，她既為我而死，我亦何容獨生”，隨即自盡，“隨小姐於地下”。這種殉情，出於純愛，與“從一而終”的節烈觀念完全不同，因而永遠讓人感動。
《燕子箋》的作者阮大鋮是明末之際一個著名的政治人物，政治品質低劣，為士人不齒。但是，他對戲劇倒著實是個行家，在創作中善於制造戲劇效果，便於實際敷演，在文辭上又不肯粗疏，因而也能獲得一些韻味。更何況，他家裏蓄得起私家戲班，易於投諸排演，易於實驗校正，使戲劇創作與戲劇演出融成了一體。
明末文學家張岱對阮大鋮並無好感，但對他家裏的演出卻作了公允的評價。張岱《陶庵夢憶》中專有一節寫阮圓海（即阮大鋮）家裏的戲劇活動：
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錯認》、（《十錯認》，即《春燈謎》，全名《十錯認春燈謎記》。）《摩尼珠》、（《摩尼珠》，即《牟尼合》，全名《馬郎俠牟尼合記》。）《燕子箋》三劇，其串架鬥筍、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尋味不盡。至於《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戲，《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之波斯進寶，紙劄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為士君子所唾棄，故其傳奇不之著焉。如就戲論，則亦鏃鏃能新，不落窠臼者也。（張岱：《陶庵夢憶·阮圓海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