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團圓之夢

團圓之夢，集中體現了元劇的第二主調——謳歌非正統的美好追求。雜劇藝術家內心的正面理想，化作了一系列美麗的演出。

一、《西廂記》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戲劇史上最重要的愛情題材劇目之一。《西廂記》的作者王實甫，（王實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卒年不詳，大致活動在元貞、大德年間。對這麽一位偉大的劇作家的生平，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後面提到的那位董解元，我們連他的真名也無從知道了。）包括那位為他提供藝術基礎的董解元，理應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突出的地位。在《西廂記》之後的中國文化藝術史上，可以找到不少位近似於張生的公子，近似於崔鶯鶯的小姐，近似於相國夫人的老夫人，近似於紅娘的丫環，以及近似於《西廂記》的沖突和團圓。近似，在藝術上不是好事，但在民族心理的考察上，卻可證明一種穩定性結構的存在。《西廂記》為這一結構的開拓和凝結打下了基礎。

《西廂記》第一本第一折張君瑞和崔鶯鶯的一見鐘情，表明了當時男女青年追尋自由愛情的艱難性和急迫性。只是秋波一轉，只是光亮一閃，他們就以最大的敏捷，迫不及待地抓住。可憐，又可貴。

《西廂記》中幾乎沒有惡人。連“孫飛虎”這個名字，嚴格說來並不代表著一個戲劇人物，而是代表著一種機遇。一見鐘情而終於能夠走上結為夫妻的道路，孫飛虎圍寺和白馬將軍解圍這一事件起了很大的作用。王實甫借此給男女主人公一個支點，使他們非正統的情感追求變得“合理”。在以後的劇情中，全部糾葛和沖突，就成了一種合理的意向行動與一種不合理的意向行動的爭鬥了。

老夫人的反悔，並非僅僅是“忘恩負義”，而是代表著整個上層社會的門第等級觀念。因此，面對著這種反悔，崔鶯鶯和張君瑞只能退卻。這是他們兩人性格上的軟弱，更是因為他們與老夫人之間還維系著某種共通的生態價值觀念。正是出於這種背景，王實甫天才地推出了一個在生態背景和行為方式上完全不同的生命形象來破解一切，那就是紅娘。

在中國，紅娘的名字婦孺皆知。這也就是說，廣大觀眾喜歡以紅娘為表征的那種歡快的情感路途，那種麻利的簡化手段，那種勇敢的辦事方式，那種圓滿的婚姻結局。在紅娘身上，也體現了通向這一結局的全部艱辛。“立蒼苔將繡鞋兒冰透，今日個嫩皮膚倒將粗棍抽”，這不僅僅是一個丫環的屈辱，而是一場驚世駭俗的愛情冒險必然要遇到的坎坷。

在種種正常的情感形態被宋元理學和世俗習慣嚴重扭曲的情況下，愛情冒險必然是精神冒險；而《西廂記》式的大團圓，正是這種精神冒險的彼岸。因此，《西廂記》不僅給中國戲劇史，而且也給中國思想史帶來了一脈霞光。

《西廂記》的一個較早的題材淵源是唐代文人元稹(779—831)所寫的傳奇《鶯鶯傳》。在元稹筆下，張生初見鶯鶯時愛之甚篤，也可以為之而蔑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不久之後意識到了自己應該擔負的功名利祿重任，想起歷來女人誤國誤身的教訓，便舍棄了鶯鶯，而鶯鶯也只能說“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元稹雖對鶯鶯不無同情，但在理智上還是支持張生的。這樣，他就以一種矛盾和冷漠的情感，寫出了一個令人氣悶的悲劇。有人認為，這裏可能包含著他並不光彩的自況自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有雲：“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雖文章尚非上乘，而時有情致，固亦可觀，惟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而王實甫，卻是在為一群叛逆者的理想喝彩，完全進入了另一個人生等級和藝術等級。

中國古代最放達的藝術批評家金聖嘆對《西廂記》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他用誇張的言詞寫道：

有人來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日後定墮拔舌地獄。何也？《西廂記》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

若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只須撲，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從幼學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於耳，便牢在心。他其實不曾眼見《西廂記》，撲之還是冤苦。

《西廂記》必須掃地讀之。掃地讀之者，不得存一點塵於胸中也。

《西廂記》必須焚香讀之。焚香讀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也。

《西廂記》必須對雪讀之。對雪讀之者，資其潔清也。

《西廂記》必須對花讀之。對花讀之者，助其娟麗也。

《西廂記》必須盡一日一夜之力一氣讀之。一氣讀之者，總攬其起盡也。

《西廂記》必須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讀之。精切讀之者，細尋其膚寸也。（金聖嘆：《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