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南方的信息

坎坷的路途，終於留在身後了。

確定精細的年代是困難的，人們只是記住：

12世紀前期，南戲形成；

13世紀前期，元雜劇形成。

這兩種高級戲劇形態的形成，標志著中國戲劇的完全成熟。真正的戲劇時代，開始了。

中國戲劇新紀元的曙光，首先升起在地處東南的溫州。乍一看，這簡直是異軍突起。溫州並沒有像汴京、臨安那樣大的瓦舍、勾欄，更沒有類似於《東京夢華錄》、《夢粱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那樣的資料記述過它的戲劇活動情況。如果說，自漢以後，我們對北方的戲劇發展情況只能勾勒出一條斷斷續續的虛線，那麽，對南方的戲事就更加茫然不知了。後代的戲劇史家在收羅宋金戲劇向元雜劇突變的信息時，他們的目光長久地盤桓在華北都城，然後追索著朝廷南渡的路途，移向臨安。但是，剛移到臨安，卻受到了幹擾，因為在更南的方位，有更早的光亮吸引了他們的視線。而當他們急切地去探求這道光亮的由來時，似乎已為時過遲，沒有太多的蹤跡可供梳理的了。

明人曾對南方這種戲劇的形成期作過簡單的考索。祝允明(1460—1526)《猥談》稱：

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余見舊牒，其時有趙閎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

徐渭(1521—1593)《南詞敘錄》稱：

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故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應是陸遊《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詩中句：“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或雲：“宣和間已濫觴，其盛行則自南渡”，號曰“永嘉雜劇”，又曰“鶻伶聲嗽”。其曲則宋人詞而益以裏巷歌謠，不葉宮調，故士夫罕有留意者。

宋光宗朝(1190—1194)既已出現了像《趙貞女》、《王魁》這樣成熟的劇目，顯然不會是南戲的起始之年。估計應如祝允明所說，它大體形成於宣和年間(1119—1125)、南渡之際(1127)，或者更早一些。

說南戲淵源於“裏巷歌謠”而致使“士夫罕有留意者”，是可信的。大體是，村坊小曲、講唱藝術，加上宋雜劇的影響，鑄合成一種演劇方式，先在鄉民集資舉辦的“社火”（範成大《上元紀吳中節物俳諧體三十二韻》注：“民間鼓樂謂之社火，不可悉記，大抵以滑稽取笑。”社火活動的興盛是南方農村經濟繁榮的表征，在宋代，浙江、福建、蘇南等地都有過盛大熱烈的社火活動。）活動中一次次呈現，然後被吸收到溫州等城鎮，受到由下層文士和藝人組成的書會的加工處理，並開始演出“書會才人”所編撰的劇本。南宋時溫州的九山書會，就是其中比較著名的一個民間藝術機構。這時所演出的戲劇，就是在歷史上留下響亮名字的南戲（或稱戲文）了。

南戲先在近處蔓延，然後來到離溫州並不太遠的都城臨安（杭州），在瓦舍、勾欄中謀取一席之地，成為一個劇種。但是，它的生命史中的關鍵階段，還應該算是在溫州度過的。

宋代的溫州，經濟和文化都比較發達，尤其作為一個重要的通商口岸，市民眾多，風氣開通，構成了戲劇成熟的客觀條件。戲劇史家錢南揚(1899—1986)說：

溫州與海外通商，至遲也應在北宋中葉。溫州既是通商口岸，自然商業發達，經濟繁榮，市民階層壯大。由於他們對文化的需要，當地的村坊小戲即被吸收到城市中來。這種又新鮮又有生氣的劇種——戲文，大為市民所歡迎，便在城市中迅速的成長起來。（錢南揚：《戲文概論·引論第一》。）

南戲戲文很快從溫州推向浙江的其他地區。陸容(1436—1494)《菽園雜記》說：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余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為優者，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為之。（陸容：《菽園雜記》卷十。）

與緊鄰朝廷的都市不同，這些地區的商市處於一種更為自然和自發的狀態之中，市民生活更加靈活、散漫，藝術形態更富民間色彩，而這一切又都不大可能被記載下來。尤其是當時活躍在南方的程朱理學不喜歡民間戲劇活動，設置過一些障礙。（本書第一章第四節“溫柔敦厚”中曾有提及，朱熹於紹熙元年漳州知事任內，約束當地演戲。史料見《漳州府志》卷三十八。朱熹的學生陳淳曾上書傅寺丞，言及禁戲事（何喬遠：《閩書》卷一五三）。）這些障礙當然無法阻止一門新興藝術的產生，卻有效地遮掩了不少當地文人投向南戲的目光。徐渭說南戲“語多塵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題詠”，（徐渭：《南詞敘錄》。）是合乎實情的。因此，南戲只能悄悄生長，當人們不能不注意它的時候，它已經是個“大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