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笑聲朗朗（第3/3頁）

第三部分——“雜扮”。這是附於“正雜劇”之後的玩笑段子，比較靈活隨便，甚至可有可無。其內容，常常是取笑“鄉下人進城”。（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載：“雜扮或名雜班，……乃雜劇之散段。在京師時，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為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端。”吳自牧《夢粱錄》亦載：“頃在汴京時，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山東、河北村叟，以資笑端。”）

這樣的結構，打有明顯的時代印痕和市民印痕。

“艷段”的招徠技巧固然帶有商市競爭性質，它的內容也與都市生活有密切關聯。《都城紀勝》說它做的多是“尋常熟事”，那麽，什麽地方會有各色各樣的觀眾都熟悉的事情呢？只能在人口密集、交往頻繁的城裏。“尋常熟事”的具體例證目前不易找到，但從後人所寫的近似“艷段”中可以發現，這部分的內容中充滿著機智幽默、打諢插科，甚至還夾纏著詩詞對聯，經常調笑古代宗師巨匠。這一切，都要求觀眾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反應能力。顯然，這樣的段子很難在窮鄉僻壤獲得效果。

主體部位“正雜劇”的風致，與先秦優人和漢唐參軍戲有很大不同。同樣是譏刺和諷諫，宋雜劇卻展示出一種滿不在乎態度。汴京和臨安的市民們雖然還沒有集合成一個強大的新生力量，但他們時時夢想著“發跡變泰”，對朝廷政治已經不太“誠惶誠恐”。正因為如此，他們譏諷的自由度提高了。

至於宋雜劇末尾的“雜扮”，則體現了市民心理的另一個側面。輕視和調笑鄉下人，是小市民慣常的自我心理安慰。只要城市和鄉村的生態足以構成一種明顯對比，這類調笑必然代不絕傳。在宋代市井間已是這樣了，足見當時剛剛形成較大社會氣候的市民是何等沾沾自喜。

宋雜劇在結構形式上日趨豐裕，上場的演員也隨之有所增加。參軍戲在唐代安史之亂以前上場人物大抵限於兩人，而上面所舉的宋雜劇片段則大多要超過三人。人一多，角色的行當也漸漸成形。宋雜劇已經有了五種相對穩定的角色類型，它們一般在雜劇開演時的“艷段”中都要出現。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等書籍把它們稱為“五花爨弄”：

末泥——男主角，後發展為“正末”、“生”；

引戲——戲頭，多數兼扮女角，稱“裝旦”；

副凈——被調笑者，本自“參軍”；

副末——調笑者，本自“蒼鶻”；

裝孤——扮官的角色。

後代中國戲曲“生、旦、凈、醜”四大行當類型，已可從宋雜劇的這些角色體制中找到雛形。

處於雛形階段的角色行當，為當時的戲劇活動提供了不少便利。它便於觀眾在鬧哄哄的瓦舍勾欄中直捷地把握演出形象，便於演員對特定的角色和程式進行單向磨礪。與之相關，它又便於戲班子在商市競爭中作出特長上的分工。這一些便利，後來都成了行當借以立足的美學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