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走向成熟

唐代的詩歌光輝，終於漸漸黯淡。唐詩的余緒，還會延綿百代，但那種時代性的繁茂，卻不會復現於中國歷史了。中國文藝的正宗席位，將由別種藝術來替代。

一　市民口味

安史之亂給唐帝國帶來了深刻的經濟危機，也推動了重大的社會變革。隨著土地賦稅制度的變化，城市拓大，商市擴充，市民雲集，貿易和貨幣使自古以來的自然經濟全面松動。門閥衰落，特權減損，社會氣氛由開拓尚武轉向內斂享樂。不僅唐代歷史，而且整個中國歷史，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隨之而來，以寺廟為基地的大型遊藝場所便應運而生。例如首都長安的大戲場，就與幾座大寺廟的名字連在一起。“長安戲場都集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錢易：《南部新書》）市民的審美口味，已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存在。

王朝的衰敝和離亂，又使許多宮廷藝術家外出謀生，成了迎合市民口味的藝人。這樣，市民發生了變化，藝人發生了變化，藝術也發生了變化。

我們前面曾經提到過的藝人周季南、周季崇、劉采春，就與皇家宜春院裏的藝人有很大的不同。劉采春，越州（今浙江紹興）人，是周季崇的妻子，周季南、周季崇是兄弟，他們這個家庭戲班活躍在安史之亂之後，從經營方式到服務對象，都帶有明顯的商業傾向和市民性質。劉采春所擅唱的《望夫歌》中有這樣的歌詞：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蔔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舡。

這樣的《望夫歌》，劉采春能唱的有一百余首，據範攄《雲溪友議》記載，“采春一唱是曲，閨婦行人莫不漣泣。”（《雲溪友議·艷陽詞》）這種漣泣之情，是典型的“商人婦”的情感；這種演唱，是典型的市民社會的藝術形態。與宮廷表演相比，劉采春們的觀眾是普通民眾，活動場所是街衢港口。

由於商市的擴大和繁榮，又使一種固定的遊藝場所出現在熙熙攘攘的商市中，這便是在宋代很著名的“瓦舍”。

中國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民俗學資料著作如《東京夢華錄》、《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等，都記述過瓦舍的情狀和在瓦舍裏演出的節目、藝人。從記載看，北宋時汴梁的瓦舍很多，每個瓦舍裏還攔出一個個供演出的圈子，叫做“勾欄”。整個瓦舍中各種勾欄薈萃，非常熱鬧。大的瓦舍可容觀眾數千人，不論風雨寒暑，每天都擁擠著很多人。演出的項目，簡直令人眼花繚亂，如雜劇、雜技、講史、說書、說渾話、皮影、傀儡、散樂、諸宮調、角抵、舞旋、花鼓、舞劍、舞刀。觀眾的隊伍也很駁雜，以市民為主，也有軍卒遊勇、貴家子弟、文士書生、官僚幕客，可謂士庶鹹集。瓦舍之盛，並非汴京一地。當時經濟、文化中心已漸漸南遷，南宋時臨安（杭州）有一個著名的瓦舍，內有勾欄十三個，即有十三個表演場地可同時演出；而臨安城內外這類瓦舍就多達二十余處。

瓦舍，在歷史上第一次把伎藝和觀眾作了大規模的、穩定性的聚集，因此也對戲曲的成熟起了推動作用。

當戲班子走街穿巷的時候，或者去趕某一個地方的廟會的時候，（這兩種情況，並沒有因為瓦舍的出現而消失。中國戲曲一直發展到晚近，仍有走街穿巷和趕廟會的風習。）一般說來，不必擁有很多劇目；而當他們在一處瓦舍中安下身來，固守一地獻藝的時候，劇目的數量就成了一個大問題。這樣，就出現了一批職業的腳本作者，他們寫劇本，也寫曲詞和話本，人稱“書會先生”、“京師老郎”。有了這批人，戲劇文學具備了一定的獨立性，走向了職業化和專門化。

於是，演出場地的長期固定化與戲劇文學的專門化幾乎同時開始。在中國戲劇史上，北宋末年是一個重要的關節：瓦舍和“書會先生”同時問世。

“書會先生”、“京師老郎”有較嫻熟的文字表達能力和較豐富的歷史知識，能夠把許多歷史故事編成腳本，使戲班子的劇目既新且多；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些職業作者開始對戲劇這一綜合藝術進行通盤考慮。

“書會先生”、“京師老郎”通常不是“案頭作家”。他們社會地位不高，只求戲班生意興隆，這就使他們成了演出與觀眾之間息息相通的樞紐。

瓦舍的觀眾以市民為主，他們對演出的反饋，比宮廷中的觀眾更具有普遍性，比鄉村間的觀眾更具有連貫性，這就為戲劇的成熟提供了一種既開放又穩定的氣候。

這些市民觀眾，文化素養比貴族文人低，社會見識比村野農民廣，生活節奏和情感節奏都比這兩種人快。他們的眼前，是擁擠的街市、繁密的船桅；他們的耳邊，是如沸的人聲，不絕的叫賣。因此，他們的感官已不很適應那種空靈、含蓄、蘊藉、悠遠、縹緲的藝術形態，他們追尋著綿密而緊張的有趣故事，直接而豐富的感官享受。總之，這些瓦舍觀眾的市民口味，與戲劇的本性十分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