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〇 分手與身後（第2/8頁）

勞醫生到宏恩醫院即入病室，他的看法不是泡蟲，仍決定次日上午開刀，由我們新在宏恩醫院認識的沃哈拉醫生為助。開刀的結果，確定膺白所患系肝癌症。馮五昌君先出告我，他是我家醫生而兼朋友，說話不勝唏噓。勞醫生邀我到別室，告我肝癌系不治之症，生命在三個月至六個月之間，他後來補給我一份書面報告。當時他對我說：膺白是個重要的人，對於國有貢獻之事，對於家有關照的話，宜明告之，使有準備。我謝其如此不耽誤一刻遠來應診，且如此為病者著想。然斟酌之後，我決定暫不將真相告知膺白。且要求他助我隱飾。他留滬三日北歸，以後的診治由沃哈拉君繼續。我雖然在嚴重刺激之下，仍能體味出一個良醫的“服務精神”和“人情味”，感激不止。我問勞醫生：病者尚能有如平日之神志清明時否？曰：能。遂要求他三件事：一、請他北返前告訴膺白，病情復雜，相當嚴重，而勿言不治；二、有可減少病者苦痛之事，請與沃醫生接洽，盡所可能；三、請與沃醫生約，病者神志漸衰不能復振時，給我暗示，至此我始絕望。勞君一一如我言而行。其來之迅速，其去之殷勤，其為病者在大處著眼，可惜我懦弱，不能盡以告知膺白，這種精神是膺白一生所最忻慕的。

我所以堅決不欲將真病告訴膺白的理由：對於國他應該算已盡所可能了，對於家我還有何事比失去他更重要？未了之事，我願代了。他的生命還有數月，數月之期在聚首為太短，在告別則甚長。我與他共崎嶇、憂患、寂寞二十余年，緊要關頭，相知相慰，實維二人。嘗不信二人去一，另一人猶可獨生。我無論如何達觀，對景必有難以掩飾之時，愈說穿將愈不能自制。留者如此，去者將何以為情？在我未有定力，能把握心神之前，不願他對我有“放心不下”之苦。膺白於生死固看得開，但完全絕望之事，總是一樁打擊。其最後在華北一段努力，創痛甚新。嘗自言：此番煎熬，至少減壽五年，只求大局稍安，則問心略慰。乃大局愈益混沌，前功盡棄，後患無窮。今知自身已無報國機會，亦將何以為情？故對國事尚無法向之解釋以前，亦不願其有放心不下之苦。

沃哈拉醫生每日早晚到病室兩次，體貼關切，亦無微不至。早上他要講點新聞供病者消遣；楊暢卿（永泰）先生被刺消息，他幾乎出口，我急以目止。出病房後，他要同我商量，如何使病者快活，我們如何圓謊。一日，他對我嘆息說：事有不平，使此人患此不治之症，恨不相識於十年前，猶可與之為友，為之效勞。他是澳洲人，故與英大使館相熟，一日他在英大使館飯後回來說，聞大使館人言：中國此時尚不能無此人，此人是最認識日本的一個。又問我，大使館人說：膺白與中山先生在同一年齡，患同一病症，確否？我答言不確，膺白年紀輕些。我每日含笑入病室，出則憂且急，我總是存一線之望，最了解又最助我者為醫生。我不得已而辭退普魯士醫生，又不得已而辭退馮五昌、沈成武二君。我患傷風，馮醫生聞訊即來看我，他是一向知道我傷風症候的人，絕不因辭退他而稍存芥蒂。

沃哈拉醫生請醫院給我種種便利，可以自由出入配食間，自由早晚煎湯煮藥。朋友們送來洋參、石斛我都在那裏煮湯，雖僅治標，口幹飲石斛甚有效。除病者自己，親友們見報已都知病狀，各方介紹醫和藥。嶽軍先生時為外交部長，日本大使館曾幾次推薦醫生，此事膺白早經拒絕，屢次試探，他都搖頭。一日，黃任之先生電話到醫院，告訴我：他聽到日本人有法治此症，定要我設法作萬一之試，我據實謝絕了他。膺白心中不能平恕日本，這點我不願再加重他精神上苦痛了。任之先生自己十分反對日本，然電話中反復勸我一試日醫，不肯放下電筒。其情是可感的。伯樵的侄兒在俄文報上見有治癌新藥，我們百計去求購，此事俞鴻鈞先生和君怡都奔走，俄大使館人回答俞先生，他們想得到，藥系為誰，實未上市，不然，豈有不急設法之理。外交部向國際防癌協會接洽一位比國癌科專家，得來電，問中國有無鐳錠設備，他可以來滬應診，以四個月為期。此時南京一個德國醫生，由段茂瀾先生陪來，我將以前各個醫生的報告、醫院的紀錄，甚至中醫的藥方，都給這位德醫看了。此人懂中文，識中藥。我請嶽軍先生，由這位德醫將詳情電告那位比國醫生。倘以為可治，則不講診費，我先盡所有以應，不足再乞助於朋友。倘不能治，則徒勞其往返，且耽擱彼地病人四個月，於心不安。當時我聽見南京在討論這位比國醫生出診費用，故作如此建議。此人接到詳細報告書後，亦言無法治療而罷。各方人情真無有不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