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 余事

據我記憶所及，與檢視膺白在政整會任內，他與蔣先生及行政院汪院長往來電報，完全為國家，文字中尋不出一句不諒解之言與一件不諒解之事。國難要比民十七（一九二八）濟南案件嚴重得多，但政府搭配得分工合作，比濟案時散漫情形不同。濟案時，蔣先生是北伐總司令在前方，日軍所提無理要求都送到總司令部。南京國民政府尚未經國際承認，國府主席譚延闿向日內瓦國際聯盟申訴不受理，外交部長黃郛對日本外交部的抗議亦無效。日本軍人已開始不受其政府約束，而我們是前方後方責任都在蔣先生。後來是蔣先生派張嶽軍先生到日本，日本派松井石根，同到濟南，勸制日軍師團長福田，福田亦見曠時並不能持久，搞不出更多的禍患，而下場的。

這次，是北平、南京、南昌一個三角架，不是民十七的一直線。可以分責任，亦有伸縮。這個形勢倘支持多幾年，能夠：一待蔣先生國內大業澈底成功，二待國際上其他國家的沖突在中日戰事之先，則中國元氣之傷不致如此。可借日本軍人不容等待；中國政治不能等待；連膺白的健康亦不及等待；廿四年（一九三五）起他病了，廿五年（一九三六）冬他去世了。

我必須回頭記幾位關心膺白的人，第一感謝胡宗南將軍，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膺白離滬北上的次日，吾家來了個陌生客人，持有胡將軍的介紹片，門房告以已經動身，乃留地址而去。我忽然記起去年膺白從蔣先生處回來，告我在長江輪船遇一少年軍官，自我介紹為“胡宗南”，言濟案時在總司令部，親見膺白的決斷與勇敢，有甚深印象。這正與一些歪曲宣傳相反，我不勝知己之感。見片即請一朋友回訪來人，知系戴雨農（笠）先生，受托照顧膺白。後來由膺白指定一秘書，隨時與通消息，廿三年（一九三四）我們南歸，在杭州與戴先生同過一次席，同座系本省軍警界人，對膺白的工作均了解，膺白這日感動而喝醉了酒。胡宗南將軍，那時似系第一師師長。

在華北有兩師中央軍，我知道蔣先生都寫過信。一九六四年在台灣承黃達雲（傑）攝贈原函如下，黃是當時駐華北師長之一。

傑弟同志大鑒：駐平環境復雜，應時時謹慎，膺白先生為中患難之交，弟等應事之如事中，諸事須隨時請教，得益必非淺鮮也。順頌戎祉，中正手上。

廿三年八月廿二日

我必須記一對可敬愛的老朋友：張溥泉（繼）與崔晳雲（震華）伉儷。溥泉先生是發表為政整會委員辭而不就者之一，不知何故他到北平未告膺白。一次蔣夫人到平，無意中提及溥泉嫂去看她為故宮博物院事，我始知溥泉嫂亦在平，回頭即去看她，她是我天津女師同學。溥泉嫂是一熱情心直口爽的人，甚為念舊。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天津大水災，我們兩家恰巧都住天津，溥泉先生正在廣東，膺白騎了馬去看她，她已回避高地，但傭人告訴她膺白涉水而往水到馬腹之事，以後她每見我或膺白總要提起此事。這日我到她家，她說溥泉先生在何敬之先生席上遇見膺白，回家告訴她“黃膺白黑瘦黑瘦”，她說：“我回答他當這個差使還能白胖白胖？”“一個待朋友肝膽的人，會對國家不肝膽？如何聽幾個後進之言，而疏遠一個老同志？”這時溥泉先生進來同坐，這些話大半聽到。我禁不住說了許多實情與苦楚，尤其對國事的焦急。他二位靜靜聽我，我告別時，他二位同時問我次日下午是否在家，我答有空當再來，他們說不是答訪而是看看膺白。次日我們四人相敘半日，便飯而別，溥泉嫂對我說過的話，又對膺白說一遍，說得很多，最使我感動的，飯後我去看茶之際，溥泉先生特意走過來告我：“今天雖然我內人說的比我更多，但她所說我完全同意。”這樣早期革命同志的天真態度，令人永不能忘。

膺白當華北之任，他本人有兩個弱點：一是“真”，他真而日本少壯軍人毫無誠意；二是“想解決問題”，而日本人正時時處處制造問題，永無止境。但他亦有其強點，其強點在“守正”，無論日本人中國人不能向他說私話小話。他對日本的認識，使走江湖式的人騙不了他。他對本國的忠誠，使“人”或“派”的恩怨利害動不了他。他對朋友盡直接建議之責，而從不在他方面作責備之語。我檢視他對部屬的電報，都甚客氣，處事有錯，常自認過。對蔣先生電反最率直。他不贊成一黨制，屢建議改良，然從不在外唱高調，以博社會之同情。他從來沒有借過日本人之款，與日本人從不談“錢”字，亦從沒有插嘴或經手買任何外國武器。用外國人廢炮廢槍殺本國人是他最反對之事。日本人從不敢請他聘用日本顧問，他始終獨立而不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