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 塘沽停戰協定（第4/11頁）

我說這番話，並不是說日本可以橫行無忌，而不至於受世界的制裁。我深信日本的行為若不悛改，這個世界為了整個世界的安全，必有聯合起來共同制裁日本的一日，但今日決非其時。今日即使有世界大戰起來，我們也決不能利用。何況縱觀全世界物質與心理的狀態，我們決不能妄想世界各國為我們出多大的死力（天津一家英國報紙曾問：國聯若真執行盟約第十六條的經濟制裁，中國能和日本完全斷絕經濟關系嗎？），我們可以斷言，現時幾個有實力的國家（國聯內的英法，國聯外的美俄），無不希望我們能做到對日問題的一個暫時的段落。上海的停戰是一個段落，今日華北的停戰又是一個段落。軍事做到一個段落，即是使敵人的暴力暫時無用武之地。暴力無用武之地，然後敵人國內的和平勢力可以漸漸擡頭，而國外的正義制載也可以有從容施展的機會。戰事延長，局勢擴大，則軍人的勢力可以無限的伸張，國中輿論決不敢與軍人背馳，而一切國際制裁也決不能發生絲毫的效力。

這篇文章是否已經全錄我不記憶，其中都是我們要說而不能說的話，故不嫌其長，把我所見的全部抄下。這是當時最透徹亦最大膽的理論，我佩其謀國之忠，不僅是借以解釋政府的政策，以及膺白的工作為無誤。

塘沽在天津前站，實與城下之盟相去不遠。膺白親筆的電稿中有不少“心酸膽裂”“淚內流”字樣，我今見之猶泣下。停戰本屬軍事範圍，以言政策屬於整個政府，以言臨時局部責任則屬北平軍分會，然由膺白為之者，頗與政府為表裏，而分負國家之責任也。膺白自己亦因當時內政之分裂，外交之寡助，軍事財政均無辦法，各項估計和看法均覺不能戰而不可戰。上章言幾年來政府曾幾度要膺白任職，亦幾度要他北上，而他均推辭，終於在大軍潰敗，平津危急之際而受命，其主要目的對外系緩和日本，對內系綏靖反側。反側實亦日本所支持制造，民族之羞，而百孔千瘡，來源是一。吾人從極度內省，則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自己豈能辭咎？而過去歷屆以來政府之責任尤重。“甘棠召伯”之所以可思，而遺大難於後人者為可痛也。此次國難嚴重，內外指責，不免集中於政府與黨治。膺白息影有年，與革命有甚長歷史而非黨員，日本人中思想較自由者對他略有認識。他的朋友稱他為從不“忽友忽敵”“朝三暮四”。他是這個時期中，政府可以相信，敵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可與相安的一個人物。他沒有什麽特別本領，他愛國，愛朋友，愛愛國的朋友，希望大家以國家為第一。這是他最後一次受職；最後一次與日本人交涉。他的忍辱圖強，為東亞和平，為亞洲民族復興基礎，一個願望，完全失望且失敗，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段慘痛之事。他亦希望華北在停戰以後，力圖內政上之振作，更力不從心。我在這段時期，出入於前台觀眾與後台執事之間，有時站在國民立場，忍不住喝倒彩，向演員抗議。亦有時知劇情緊張，不如此則如何？亦向演員致同情和慰藉。“死而後已”一句話，真的看見了。

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十七日，膺白車抵天津，河北省主席於孝侯（學忠）先生早一站去接他，同到省署，急欲知中央有何辦法，且聲明他必服從中央意旨。膺白亦聽到許多軍事實際狀況。十七日在平參與軍分會會議，重要將領俱出席，前線支持已不能以日計，而以時計。宋哲元將軍言其兵在喜峰口進時如虎，退時如狗，此時則如綿羊，驅之不動。商震將軍允在某翼支持一日，為全場最能負責之人。形勢如此，已準備撤退，棄平津矣。據當時隨膺白在平之張寓鋒君言：“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黃公北上，駐南海豐澤園，日夜籌謀，席不暇暖。至廿一日情勢更緊，公終日在外開會，至下午五時歸來。時在豐澤園者，僅何克之（其鞏）、何傑才（其偉）、傅墨正（孟）及余四人耳。公曰：‘此間恐難保全，初步擬退定興，克之可隨余行，傑才可返上海，墨正與寓鋒同辦善後。’隨以一單交墨正，而以行李屬余曰：‘七時我再出去，汝等可先預備。’七時，公外出，至十二時李擇一君來電話，余接電正答公不在家，忽聞履聲篤篤，急屬稍待，而以電筒授公，只聞電話聲：勿帶一人，速至某處。公返身即出，至次晨六時歸來，精神極疲，面含苦笑曰：‘可不走了。’從此六十余日，公則早七時即為奔走者所困擾，夜十二時猶未休息，余等朝夕相侍，日見其瘦，與下山時判若兩人矣。”

塘沽停戰協定後一年的《大公報》有短評曰：“五月廿三這個日子，至少平津的人們應該還沒有忘記掉。去年的五月廿二日，北平眼看要有街市戰的最緊急一天，北平官署已經準備移保定，幾列專車在車站升著火，從北平開出的火車都滿載著避難的人民。但同時在晚間起，開了休戰談判，到天明二十三，決定了大綱，本報在午前七時發出報告形勢急轉的號外。今年今日，遊公園看花的市民們，想一想我們這一年畢竟做過些什麽工作？得到了什麽進步？”實際，豈但準備移保定，一部分已經到石家莊。豈但火車滿載難民，載不了而等候在車站者更不計其數。惟最後兩句是真的：過了一年，絲毫沒有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