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九一八”沈陽霹靂（第3/6頁）

膺白記此畢曰：“惜乎今日局勢，無論朝野各方，均未足以語此，奈何！”又言：“文君談畢，予乃作一介紹片，請其往寧晤嶽弟，冀得轉達介弟，或可以供參考。適何敬之兄來訪，因文君亦貴州人，介紹一見之。”

讀者疑閻、馮戰時，中央請奉軍進關，何以東三省無事乎？此時日本，正田中義一受天皇責問，辭職而又身死故也。然日本軍人的侵略野心，亦僅延遲兩年，而其野心則更大。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沈陽事變以前，中國北伐完成以後，兩年之間，最不幸的事有二：其一是民十九（一九三〇）閻、馮之戰，其二是共產黨在江西之“坐大”。我在所作《膺白家傳》曾言：

時統一甫告成功，而內戰又起，戰事激烈，甚於曩昔，乃於事定之始，作“祈禱和平”一文，同日遍登上海各報為社論，臚舉：國力耗於內爭；建設因以停頓；同類相殘，勝亦不武之義，期朝野之覺悟，事在十九年冬。共產軍久踞江西，而日本少壯軍人亟於思逞，密請中央注意東三省大吏，匆使逗留關內，生後顧之憂，事在二十年春。

這所謂內戰即指閻、馮，“祈禱和平”文見前章。

至於東三省，在中國早似禁地。對外，因條約而有“中東”“南滿”兩鐵路，前者屬俄，後者屬日，平分勢力。羅鈞任（文幹）先生一次與膺白閑談，說到東北文化，北滿的家庭多掛俄國風景畫，南滿則掛日本名勝，從小節窺一斑而嘆息。對內，則有事奉軍入關問鼎，無利退守稱孤。其間又往往不免有外交關系，給外人以可進之路、可乘之機。自閻、馮之戰，中央獲奉軍袖手之功，因而致勝，將奉軍主帥捧上九天，為蔣總司令以下第一人。我們久居北方，即在北洋軍閥時代，一般人對奉軍亦視作可怕中之更可怕。新聞記者邵飄萍、林白水，抓到不加審問而槍斃，在北方的人應都知之。即以一般局勢看，閻、馮縱有不是，不如東北之對內對外均有極大危險。

閻、馮戰後，思為大大的和平運動，在上海有三個人：張公權、李石曾和膺白。石曾先生叠電膺白促下山返滬，張、李二位常常來吾家；具體的計劃和文章由膺白寫，國際情形之可慮，他們所見相同。在這前一月，由膺白草成對黨政軍三者改革案，事已記在前章。

二十年（一九三一）的四月，我們還在滬，日人土肥原賢二大佐、田中隆吉中佐，一再托人來說，要見膺白。土肥原是號稱中國通的軍人，在北方久混。膺白觸動起對東北的不安，見了他二人，這是三四年來偶然之事。自佐分利死後，膺白頗悔當時之拒不接見。在山見過今關壽麿（今關後來有挽膺白五古長歌，記其事），重光葵到任，派秘書林出到山，亦見了。然在上海，還是可避均避。見軍人最沒趣，這次實為時局擔憂而見。土肥原的話大略如下：自張作霖死，楊、常被殺，張學良逍遙平津，對日本懸案取不理態度，對日本人取避不見面政策，日本已到無可再忍階段。又日本曾經戰事的軍人，此時都已到將官階級，佐官以下少壯軍人，均不知戰爭之險，而功名心切，急望立功。二者湊合，東三省情勢十分嚴重。

這段話危言聳聽，但事實確有可慮，不由人不著息，膺白寄了信傳了言。此時政局適小康，關外之事，中央鞭長莫及，不以為燃眉之急。一般人粉飾太平，聞此毫無反應。這土肥原即後來攜溥儀出關，制造滿洲偽國之人。我們後悔當時不將他的話，更加嚴重解釋而後傳達。膺白在廿年九月十九日（沈陽事變之次日）的日記，不免說有幾句沉痛的話。這天夜裏，他仿徨無主，提著燈籠去看張靜江先生，適已赴京，回來轉側不能成寐。

靜江、嶽軍二先生同具名由滬電促膺白下山。伯樵受社會上和新聞界朋友之托，亦電促我們即日返滬。杭州、上海各地關心國難的朋友陸續來山，見面都不勝憂和憤。一向不敢批評政治的人，露骨開口責備。責備有何用處？沖動只有僨事，無補於國。我們先力自鎮定，經過兩個星期，十月五日始由山返滬。

在詬誶責罵無濟於事的時候，上海是人才薈集之處，一改幾年來言論沉默情況，開會聚議，拍電主張，無可阻止。最踴躍而可能做的事，是捐款援助東北義勇軍。一般人都在熱烈和沖動之中，怨恨敵人，指摘政治。國家的真實情形，人不盡知，不知的原因，為沒有健全的輿論指導，由來已久。輿論不健全，養成中國人愛道聽途說，而少用理知思索。培養國民用理知了解國事，本須積之以漸，而我則反其道而行之。至於對日本情況，則知者更少。此不知的原因為不屑知，不屑知為中國人不想自己解決自己的事，而想望僥幸，想望靠外國人。這點，連知識階級都不免，許多人以為中日鬧起來，英美就會出來制裁日本，很少能看到國際情形的人。政府則不堪蘇聯壓迫而謀與日本溫舊。濟案之後，曾謀親英，後來又曾報聘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