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莫幹山（第3/6頁）

在山日常生活，我以教熙治書為主；我以自己幼年新舊參半的讀書方法教她。性情不同，我講得好點的功課，未必她所喜歡。時代亦不同，我有機會讀書是很幸福，等於有伴娛樂；她的時代已經學校林立，同學成群，而我將她與我困在一間書房，我們師生成績都不大好，我成為嚴師而非慈母。膺白獨在樓下書房，他每日早餐以前，已經跑過一回山。“塔山”是莫幹山中間一個山頭，亦是最高點，他通常晨起出繞塔山一周而歸早餐。我和膺白開始學靜是臨帖，他寫隸書，我臨魏碑。他書法並不佳，我的字是性急塗鴉，無可再糟，用功已來不及。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言“我心有神，我手有鬼”，我看了懍然，寫字，我豈只手有鬼，心亦然。包安吳和康南海的書都看了，所述碑帖路數，有機會亦買來看了，終是無用。我們寫了一時字，手依然故我，然心境則大為改變。我常常在熙治放學後還不出書房。熙治放學，膺白帶她跑山，和她玩車馬炮，她還不會下象棋。這玩意是二人手中各捏一只二只或三只棋子，攤出來比，車大於馬，將士相贏過車馬炮。輸幾次吃幾記手心。熙治輸，當然伸出手心來；膺白輸，問她：“你打我麽？”熙治覺得不好意思，願代受打。她貪圖這玩意，不論輸贏都挨打。前廊陽台上我們用粉筆畫成格子，叫木匠做木棒木餅，做輪船上的甲板高爾夫，這運動有時我亦參加。我其實頗能走路，但他們父女出門常流連忘返，使我不敢同行；走了出去，沒有他法，累亦只有仍走回來。膺白慣走崎嶇的路，像他在世時的命運。春天花開，和秋季稻熟，是我們合家坐轎遊山時候，經過各個山村，有時借農家一席地，吃我們自帶的幹糧，煩農家煮一鍋飯和菜，請轎夫們。逢山路曲折，轎夫走得氣喘時，膺白總自下轎步行，轎夫一再催他始再上轎。幾年以後，這些木匠、農家、轎夫都成了我們莫幹小學學生的家長，我們在學校的禮堂、飯廳，都有與他們同座聊天機會。

白雲山館正面前即是那個梯形園庭。莫幹山多竹，但我們園裏竹不多。除楓樹外，有松有杉；杉有柳杉、刺杉兩種，我同膺白都喜柳杉之似柏樹而不喜刺杉；後知刺杉方是有用之材，始恍然樹亦不可以貌相，遂謹謹培養。白雲山館是山上最整潔一個園庭，主人自任花匠，他從書房出來，即在園中修枝剪樹，高者搭梯而上，亦不假手他人。石工木匠是膺白最喜接待之來賓，上門必有生意。可能一不知二不曉，工人來拆某一間房頂，或改某一處行道，我欲參末議而已不及。建築是膺白最喜的消遣，亦即我家最大漏卮。白雲山館樓梯下空處做成壁櫥，有三個方向，分七個門，放碗盞、報紙、雨鞋、煤油燈、蠟燭台，各有定所，均其得意之作。

浙西的農村有絲茶之利，本稱富裕，但我們所居屬武康縣——武康是浙江省一個三等縣，所屬山鄉皆地瘠民貧。我們每次遊山所遇鄉村老小，大概都不讀書。上面述過我們一個宿願：“終老山間，讀書為樂”，這次竟在無意中做到。一日，膺白又和我談到我們另一個志願：這志願形成於民十四（一九二五），我們在北京郊外香山，熊秉三（希齡）先生請參觀其所辦“慈幼院”，慈幼院的學生都是孤兒。膺白那天演說第一句謂自己是個不滿七歲喪父的孤兒。參觀回來，我們討論慈幼院，念著這許多孩子和將來他們在社會上的立場，如何成家立業？我記起一件事：清末我由母校派在保定教過半年書；保定府倉門口的女學校，即後來河北第二女子師範，最初是以育嬰堂的女孩子組織而成。那時河北省還稱“直隸省”，保定是省城，一個方伯（藩台如後之民政廳長）增韞，將自己的女兒送到這學校讀書；他是旗人，有氏無姓，育嬰堂的孩子亦無姓，他的女兒和這些孩子同以“鐘”字排行，不分彼此。在那時女子不定入學校，入學而與孤兒排行取名，這位方伯是非常人。我們固主張革命排滿，對這樣的事與人，應超出政治種族一切而起敬的。這位增方伯在辛亥革命時正為我們浙江巡撫。幸而膺白告訴我，當時問其自願，一家平安送出省境的。

我同膺白曾經商量過：我們將來做些什麽事以貢獻於社會？二人都同意“不拘一格”。因此我們立了一願“受諸社會，報諸社會”，但視需要，沒有成見。至此，他提議在鄉村盡一點力，從義務教育著手，我立刻贊成慫恿，乘自己健康，可多加一分心力。我們決定盡量用自己的力，方符報答之意。在開始進行時，我向膺白表示我的決心和服務方法：他空閑，不需要我時，我不插嘴；他無暇，事情需要我，我決不卸責。這工作在二十個年頭中，四分之一時間在膺白生前，一切宗旨規模由他手定，其余四分之三時間在我手。經過抗戰，力不從心，事倍功半，我將在後面《戰後之莫幹農村》章中自白。此處記膺白所開倡之事，先節錄感憶錄中鄭性白、張鏡心二先生文，說明他躬與其事的經過。鄭、張二人都是我們工作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