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對黨和政的不同意見（第5/7頁）

閻馮戰後，各方粉飾太平，除文章系登報公開，其他建議無甚反應。

日本關東軍在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占領我沈陽，舉國震驚而又束手無策，後面我還有專記之文。這時在上海的日本人，亦在積極醞釀擾事。膺白聞蔣先生有辭職之訊，平常他對蔣先生從不勸進，他自己更是一向難進而易退。這次國難當頭，出乎意料之外，他寫了一封極長的信勸蔣先生不可辭職。他建議：取消訓政而早行憲政，與全國人共負對外之責，函曰：

東省事發，舉國震驚。兩月以來，苦心焦慮，冀得一策，以紓國難，而減弟憂。乃內審國情，外察國際，戰固不能，和又不可，亦只有外賴國際之制裁，內圖國家之統一，然後徐覓出路，以圖補救之一途。默察中央步驟，正復相同，故遂無言以貫左右。顧旬日以來，時聞人言弟將以一去示為國之公忠，而促成內政外交之解決。初以弟素負責任，未敢輕信，然今則某主國府，某長行政，一切皆已內定，只待發表時機，果爾則兄不能無言矣。竊謂今日之局勢，非弟一人去留問題，實全黨能否打開難局之問題也，全黨而能打開難局，弟不去亦未始絕對無辦法，全黨而不能打開難局，弟去何益？露骨言之，弟去而日本能立刻無條件撤兵，東北完全無恙，則弟決然而去可也。弟去而日本之軍事行動如故，要求條件如故，則不能允許於代表國民黨之弟者，謂可允許於代表國民黨之繼代人乎？此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曰喪失權利之交涉，寧可成於他人，不忍成於弟手，則後來之成此交涉者為弟之代理人乎？責任固仍在弟也；為與弟無關之繼任人乎？則責任仍在全黨也。故外交之困難未必因弟之去而稍紓，而國內之困難勢將因弟之去而加甚，此不可不深思熟慮者也。兄建此言，非謂今日之難局仍可泰然處之，亦非謂結束東省事件之約，可泰然由弟親訂之，惟為弟謀，為國家謀，覺尚有勝於去之一途耳。其道安在？則惟有以解決外交之責任，不以一黨負之，而與全國國民共負之是也！以兄觀察，今國民之不顧國力，漫然以收回失地責弟而主一戰者，或由於血氣沖動，或由於局外不明實際，或另有作用而故為高調者。是故在黨的政府之下而言解決外交，計惟有戰，戰則舉國家為一擲之孤注。然不戰則外交之終局勢必出於讓步，讓步則國民之責難紛起，反動乘之，內亂將更甚矣。故於此中覓一比較安全之路，惟有令黨外之國民共同負責。然此非可以望於一時之國民會議或國難會議，以一時之會議，國民必不顧代政府分謗也。誠欲令國民共同負責，計惟有稍稍舉憲政時期之權利畀諸國民耳。夫訓政之必入憲政，僅為時間問題，揆之中山先生建國初心，亦未嘗不欲早成憲政，故於《建國大綱》第廿二條有“由立法院議訂憲法草案”之規定。以今國民之不滿於黨治，乃至黨內之無限糾紛，即無國難，猶宜早日開始憲政，況國難當頭，欲實現舉國一致之時乎？然完全脫去訓政以入憲政，或慮過早，則有折中之法焉，事在以訓政與憲政參酌行之。其道宜由立法院議訂憲法草案，或稱臨時憲法，規定民選國會為下議院，而以今之中央黨部為上議院，並規定元首對宣戰媾和之大權，應得上下兩院之翊贊，而審核預算決算之權，則舉而專畀諸下院。同時除國民黨外允許組黨自由，俾國民得借以練習中山先生之《民權初步》。如此，則弟可以不必去，即去亦可為中國之華盛頓，且可收大效如下：

（一）由軍政而訓政而憲政，由弟一手貫澈完成。

（二）舉國民對黨之嫌怨與黨內之糾紛，一掃而空。

（三）對目前外交問題，民選國會既與中央黨部共同負責，則和戰之責，國民自然與黨共負之。

（四）下院有審核及通過預決算之權，全國必真切有效的擁護政府。

（五）因組黨之自由，不特黨外人才有機發表政見為公開之討論，即黨內人員亦感於網羅人才之必要，而黨務可不致腐化。

解決外交，匡濟國難，兄窮思累日，以為計無逾此。或慮議訂憲法草案與民選議會需時過多，非可應急，則亦似是而非之論也。今日本態度頑強，國內民氣激昂，國聯方有調查委員團之派遣，距解決之時尚早，而按照德國在歐戰後建國之先例，則其臨時憲法，僅僅以十五日時間由起草而議決采用。今由立法院議訂草案，尚可急就，由此以召集國會，以最大之速率行之，當亦不出兩三月。國會成立之日，國民將歡欣鼓舞，慶得民權，以稍慰其在外交上所受壓迫之苦，而中央黨部仍居於控制地位，與訓政之精神毫不相背。弟且將為全國國民信賴之領袖，較之飄然一去，得失懸殊。一國安危大計所關，兄不忍再事緘默，尚祈斟酌采納；如大計既定，對於入手辦法有所垂詢，兄仍當續為研究，借供參考，臨穎仰望，不盡欲言。兩知。二十、十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