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對黨和政的不同意見（第6/7頁）

得蔣先生復書如下：

二兄大鑒：手示敬悉，是否能見諸實施，尚待考慮，而弟之去留問題，決不輕易斷行，要以黨國之利益為定也。余托乙藜兄轉達不贅。順頌近安。弟中正手上。（十二月五日）

膺白在十二月六日的日記曰：

六日早餐後乙藜由寧來，帶到蔣先生手書，對昨陳大計謂能否實施，尚待考慮。而另一問題，乃將去春之舊話重提，要我出而長蘇，予覺非其時非其地，以緩詞復之。又熊天翼君亦奉命由寧來，與我及嶽軍商量外交方針，談三小時未能決，約晚間再談。午後三時半至總商會演講《努力之方向》，五時歸寓，七時天翼嶽軍再來，商定大體方法，由天翼專差赴寧報告，十時散。

在這次日上海學生欲赴南京請願，北站夜車被學生所阻，未能開出。又次日天翼、嶽軍二位來，出示蔣先生函電各一件。又次日，學生三千人包圍上海市政府一日夜，在市政府開“民眾法庭”，李烈鈞入團調解未成，膺白與君怡偕往市政府，在門外鵠立一小時未得入。學生退後，嶽軍先生細述此案經過內容，膺白以為可嘆可悲，起因由南京來，出自好弄小巧幾惹大禍之輩。這月十五日各地學生在南京打毀外交部、中央黨部，擊傷勸解之蔡孑民先生和陳真如。膺白曾告何敬之先生上述四日致蔣先生之長函，並以為此法尚可救濟目前難局之一部分，請其返寧再詢蔣先生，並言：如蔣先生已下野，不便有所主張，則膺白願以國民地位發表之。這些均散見於其日記。

膺白對政治說得最多的有兩點：（一）國事應由全國人共議共定之，民十三（一九二四）他所手草之國民軍通電即如此主張；（二）國家須有一定之法。“不有一之，國無寧日，一之之道，法而已矣。管子曰：‘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讀世界亡國季史無不起因於法紀之敗壞。”（見民七〔一九一八〕所作《中國之將來》）。在民十八（一九二九）、一、廿一的日記裏言：“晤宋子文先生，請其轉達蔣先生，在三次代表大會中，規定幾條‘法源’，使政府得依法產生，一可以安人心，二可以絕惡例，蓋政府能有一定之‘時間性’，則萬事始可著手，且以民元先制約法為例。”

這極起碼之步驟，而當時均難做到。膺白對黨和政的不同意見在此，我完全了解他的意見的。

下面兩段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膺白在天津學界俱樂部的講稿，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的德、奧二國收十難局情形，說得很詳。大概是他最憧憬的政策和開國人物風度。不嫌陳腐，節錄如下：

去年十月，德國戰敗消息傳播國內，一時人心慌恐，秩序動搖。在基爾城之海軍，受勞兵會之鼓惑，於十一月三日首先謀叛，柏林漢堡包同時響應，德皇威廉第二出奔荷蘭，聯邦君主亦相繼遜位。內憂外患交迫俱來，四面楚歌，已陷於無政府地位。社會民主黨之愛倍爾8氏應運而出，經眾舉為臨時行政首領，惟時南部巴威、瓦敦堡、巴敦9三省，紛紛獨立，北部勞兵氣焰，又異常猖獗。愛倍爾氏默察全國情勢，以為欲收十此難局，第一須得列強同情，第二須潛移勞兵之勢力，第三須維系南部之人心。此三項內以第二項為最難，亦最要。蓋歐洲各國方畏過激主義如虎，若贊成勞兵，勢必招列強幹涉，反對勞兵，則彼之政治地位立刻推翻，而國家要無法維持。十一月二十五日愛倍爾氏乃召集各聯邦代表，開協議會於柏林，力述內外情勢之逼迫，全國統一之必要，結果遂得議決三條：（一）各代表立誓，嗣後必傾注全力，反對分裂；（二）速開國民會議，取決政體，且須在柏林以外地點行之；（三）國民會議未召集前，人民意志暫由勞兵會代表之。總觀三條，第一條足以打消南部獨立，第二條可以避去勞兵幹涉，第三條可以暫安勞兵之心，不使其立生反動。從此局勢漸定，彼乃決定召集國民會議於巴威、瓦敦堡間之韋瑪10韋瑪為德國文化發祥之地，歷代碩彥大半產此，其因習與柏林之醉心物質文明及鐵血主義者，絕對不同。一則對外可表示新政府已采取文治政策，而棄曩時之武力政策；二則全國代表集此，使之追念前哲，以激發其愛國心，鞏固其團結力；三則可使獨立氣勢最盛之巴瓦兩州人民，日聞韋瑪議事消息，深知國步之艱難，打消分裂之禍於無形；四則不受勞兵幹涉，俾各代表得以自由意志從容議政；五則國家大事均由該會議決施行，得減小自身左右之攻擊目標。一舉而數善備。嗣後數月，政府基礎漸固，勞兵會不甘屈伏於愛倍爾勢力之下，為鋌而走險之計，與政府軍巷戰於柏林，適其時近衛軍由戰地撤回，加入戰線，遂一擊而敗之。於是愛倍爾之內外信川益形堅固，韋瑪之國民會議公舉彼為第一任大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