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南歸（第2/5頁）

一、關會事務乃全政治之一部分。國家必須有根本一貫的大政方針，庶幾一氣呵成，厘可以裁，債可以理，而財政基礎即於是乎定。否則厘不果裁，而自主仍托空言，舊債雖理，而新債不難繼起，異日再發生整理問題時，將以何為擔保？埃及慘禍僅六萬萬元之無擔保債務而已。言念及此，寒心實甚。

二、為今之計，宜將關會經過及根本內容，徹頭徹尾與各省共商，或亦促進和平聯成一氣之一道。合則並力進行，庶成固不必居功，敗亦不至受過。否則事成以後，依然戰爭，依然起債，不出三五年，中國財政真正陷於絕地。爾時良心責備，其何能堪，且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唱高調者或將以承認某種借款為我罪也。

三、一二兩股進行過半，大致就緒。三股提案，弟出京前早預備草成。異日交通恢復，行旅自由，再當詣京請罪。

以上三條不過大概，望善為說辭。此二紙並盼擲還為幸。弟郛又啟。

伯樵後南歸任國民政府漢口市工務局長，此紙當屬他尚在北京時事，我無從查出其的確日期。嶽軍先生與伯樵二人是膺白攝閣時首先電邀北來之人。嶽軍先生後任河南省警察廳長，河南是國民二軍範圍，他做到二軍失守為止，與膺白亦已年余未見。伯樵在北京交通部，我們出京，他還留著。關稅會議所議“附加稅”，後來事實上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期中，先後在廣州、上海各大埠征收，國民政府成立始並入正稅，而為自主後之新稅則。國民政府初期所發各種“庫券”，亦都以該項附加稅為擔保的。

我家在北方幾年中，人事上與中國銀行關系較深，這關系從不涉及私人利害。上章曾述過民五（一九一六）袁氏稱帝，令中國銀行停止兌現，上海中國銀行副理張公權先生獨不奉令而盡量兌現，此舉影響社會、經濟與人民利益頗巨，膺白忻慕這行動，自此與之交厚。吳震修（榮鬯）先生清末與膺白共事軍咨府，辛亥又共事於廿三師，民二（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預定出國考察工商，他是擬議的隨行人員之一，已先到東京，後以馮又微（耿光）先生之故，服務於中國銀行。又微先生系前清軍咨府廳長，民國後為中國銀行董事長。

每逢政潮起伏，銀行界神經最銳敏，中國銀行則總由吳震修先生來訪膺白，膺白必盡量解說他所見到的來根去脈，往往不到一小時，吳君得到推演的概觀以去。膺白第一次任教育部長時，教育部因欠薪太久，將公事裝送國務院而關門罷工，已半年以上。隸屬於教育部之國立八個大專，大半沒有校長。沒有校長的原因，是五四運動以後學生幹涉校務，擁甲擁乙不同，舊校長不交代，新校長難到任，而欠薪亦然。許多難題中，發部與校之欠薪是解決辦法之一。膺白頗擬向中國銀行借一筆款以濟同僚，以為憑他若幹年來的“無私”人格，從未開過口要借錢，這次一定成功，結果弄得很僵。中國銀行問：是膺白自己要借？抑為政府借？如為政府，須總稅務司給以擔保。中國財政靠關余，關余者海關稅扣去外債以後的剩余。關余是中國輸入超過一現象，財政築基於此，近於自殺，言之可憐，而海關洋稅務司操予奪之權，當時的總稅務司安格聯無異太上財長，更可傷心。膺白回答中國銀行：個人用不著借錢，公家則急如星火。然終究不能通融辦理。這次他赴漢口以前，中行允他在漢口中國銀行可以信用透支壹百萬元，供蔣先生餉項，他手裏有給漢口中行經理汪翊唐（時璟）的憑信。

二、外交。膺白在關稅會議熟識了日本幣原外相之股肱佐分利貞男氏，他們深談過不少次，我家搬天津後佐氏還來過幾次。所討論多關中日兩國各自百年之計，膺白希望日本人在大處著眼，以中國之和平統一為利，勿再利用中國之繼續內爭，中國分崩日本未必有利；題目雖甚廣泛而原則如此。國民革命軍北伐，日本政府派佐分利南來視察，他是同情中國改革，頗存期望於革命軍的一個人。國民革命軍進南京之日，不幸有軍隊搶劫外人之事，在後面《寧案》章中當再述及。其時停泊在南京下關之英、美兵艦均開炮，獨日艦奉命不許炮擊是其一例。

三、軍事。膺白反對內爭，他自己屢說屢寫，我復述亦不止一次，能縮短戰禍最所希望。細察北洋軍閥雖成尾聲，然直奉合作，則北軍勢力尚在國民革命軍之上。長江流域及近海一帶人民，鄉土觀念較輕，且受北軍駐防侵略有年，厭惡北軍之心理，有助於國民革命軍者甚大。出長江後，北上至黃河流域，這些有利條件逐漸沖淡，反之加強了北軍的鄉土觀念，故用兵亦漸困難。膺白之意，在北方之閻錫山、馮玉祥兩個力量，或思想、或歷史、或友誼均可與國民革命軍合作。若蔣先生能引閻、馮為同調，這個中心力量可以減少內爭而早致統一，這是他一廂情願的希望，對此亦相當努力，可惜僅奏一時之效。萬不料後來為打閻、馮，耗去自有內戰以來最大的國力，且引奉軍再入關，糜爛華北，空虛東北邊防，而有日本侵略滿洲之事，這已是膺白居莫幹山之時了。膺白亦早沒有知道國民革命軍內部粵、桂種種派系，派系是我們本性上厭惡的兩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