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 攝政內閣（第4/5頁）

膺白對故宮，除溥儀出宮時，國務院的封條及以上決議，及介紹前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守和（同禮）先生參加整理故宮書籍，其他善後委員會之人選，博物院之組織等等，均不與聞。博物院成立以前，我們都未到過其地，其後去過三次，我皆同往。第一次即馬文所記開幕典禮。第二次系應請柬參觀，瀏覽一周。膺白曾以玻璃櫃所列溥儀筆墨頗無聊，陳列無裨文化，有傷忠厚，向招待的人提議。其人亦言最初頗費斟酌，後因中外還有人捧為帝王象征，故不得不公開以表示真相。第三次系關稅會議時招待外賓茶會，我們只應酬而沒有陪同參觀。抗戰前，凡博物院出版的影印品，我家都得到一份。張作霖進人參自稱“臣”的一張相片，我們亦得一份。國民政府在南京，每逢北方多事，曾幾次要膺白到北方去，最不露痕跡的名義為故宮博物院理事長，膺白對古物及藝術均無素養，謝不肯當。除決定以故宮供福斯文化用，原則以外，他沒有什麽貢獻。

不識大體之輩，群相造作，使溥儀走向極端，供人利用，無形中，都負有對不起國家的責任的。至於道聽途說，以清帝出宮為有政治以外作用，則更是常識以外的想法了。攝閣又曾撤銷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七月以後因政治而被通緝者的明令。內有一條“前軍務處傳令通緝吳敬恒一案著即撤銷”之令，我不知稚暉先生幾時在北方有此事也。

段祺瑞入京，時稱“執政”，公布“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制”，事系天津軍事巨頭會議所決定。安福系活動已久，奉張撐段之腰以抑制國民軍，致馮玉祥到津不得不屈服。吳佩孚之寧釋舊怨而不放新仇，馮部實用最大之力以迎擊而打通京津之線，凡此均出意料之外。馮出京赴津，攝閣無人知。段將入京，攝閣見報見通電而始知之。馮在其《我的生活》書中所記“首都革命”有一節如下：

民十三十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業已辦妥，這時胡笠僧和孫二哥（嶽）也都來了。第二天便召開會議，商議正式組軍之事，當決定推我為中華民國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笠僧和孫二哥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兩軍軍長。這時雖已收復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吳尚有十幾萬可供驅使的部隊，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後掙紮。正當會議未散的時候，果然接到報告說：吳佩孚已從前線撤回一部勁旅，正在回攻楊村。因又念及山東督軍鄭士琦此時所處地位至關重要，他若被吳拉攏，則至為可慮，若我們能與之聯絡，則吳佩孚前後受敵，立可使之潰亡。鄭士琦為段祺瑞皖系的人，為了應付當前軍事上嚴重的困難，孫二哥便臨時提議請段祺瑞出山，以示與皖派聯絡，俾使魯督鄭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軍北上。大家亦以為一則目前困難非此不能打破，二則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時只看見了軍事的成敗，而忽視了政治的後果。孫二哥這個提議竟得全體一致的贊成，真是“失之毫厘，謬以千裏”；哪知由於這個臨時動議，竟斷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這件事關軍事，而孫禹行所提議擁段出山之計，當時我未聽膺白說過。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二十二日與二十三日，正是膺白從高麗營與馮同到北苑，他雖不問軍事，然若擁段之計已定，則不必再商去曹以後辦法，京津之間朝發而午至，徑請段入京主持可也。

段在天津所發通電說：“各方袍澤，力主和平，拒賄議員，正義亦達。革命既百廢待興，中樞乏人，征及衰朽……不得已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入京執政。”這個通電是二十二日所發。段在十一月十八日有電給膺白曰：“北京國務院黃膺白弟台鑒：文欽來，具道都中困難情形，執事苦心孤詣，力任其難，殊深欣慰。當茲國事未定之時，務望堅持鎮定，勉維現狀為盼，段祺瑞。”未有一語道及執政之事。實則都中困難之事，正無不由天津所領導發起者也。

段到京時，膺白代表攝閣迎之於車站，到他府學胡同私邸，報告他：國務院所保存的清室大小玉璽一共十五方，他的秘書長梁鴻志在旁應曰：“送執政上房吧！”北京的上房就是內室。膺白回到國務院，與同人商決，這是國家之寶，有歷史意義，全部送交教育部的歷史博物館保存，這是攝閣最後辦的一件公文。

若沒有這安福系臨時出來的岔子，中國統一或不需要經過後來這場極辛苦的北伐。國力、內政、外交形勢都要不同。膺白原是維持暫局，並無戀棧之意，但他曾對馮說：“國民軍若只為清君側，未免小題大做。”今去一直系，而擁一皖系，對國家過去之責任，此有更甚於彼者，其有何說！照中國政治道德，膺白自己不得不避嫌，勿持異議。他後來還要為國民軍，表示與之相安，在京浮沉一年，至國民軍失敗，始不敷衍而出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