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遷北京（第5/5頁）

我要提起一位膺白的朋友，當時上海中國銀行副經理張公權（嘉璈）先生，他與經理宋漢章先生議定，不奉令而無限制兌現。這舉動使上海人民不受損失，使中國銀行基礎不動搖而益增信用，足以打擊袁政府，而長護國軍聲勢。膺白從此與之訂交，二十年中，相助之事不一，而從不涉及私人利害關系。民十六（一九二七）後，國民政府與中國銀行間有相成相克處，膺白屢在中間為雙方所責成。下面兩份電報，一為民廿四（一九三五）統制金融，公權先生被調離開中國銀行時致蔣先生之電，系到莫幹山請膺白代發，膺白在後面附加己見，說得極為婉轉，與他向來自己率直態度不同。至撤退“大陸”時止，掌財政經濟者為宋子文、孔祥熙兩先生，而膺白猶思為朋友委屈求全，他下筆時甚為斟酌。另一電是汪精衛先生請張為實業部長，而公權先生未曾從過政，不知應迎應拒。兩電皆膺白之稿，公權先生皆未見。公權先生為中國有數之銀行家，國際亦如此認他，膺白論他為銀行家中不營私產的人。他從此脫離中行而從政，似乎喪職得職，為國家則是可惜的。民五（一九一六），中行卓然有樹立，民廿四，中行交與政府，皆在公權先生手。故將史料提早二十年，加入此節，似不兀突。

重慶蔣委員長勛鑒：頃接公權兄電稿一件，彼因無密本囑代拍發，文曰“委員長蔣鈞鑒：前在首都親承訓誨，歸後秉承孔部長會同各銀行，設法安定市面籌劃財政，雖金融未見寬舒，幸未發生事故，堪慰廑系。孔部長屢以中央銀行副總裁相屬，只以璈與中國銀行歷史悠久，實時擺脫，深恐影響行基，躊躇未決，奈孔部長一再敦促，因思當此經濟國難時期，苟利黨國，捐縻在所不惜。顧又慮在金融尚未安定以前，設以個人進退影響行務，間接及於財政金融，益增鈞座焦慮。萬不得已或由璈暫行兼任中國銀行總經理，一俟渡過難關，再行完全擺脫。曾將此意婉陳孔部長。嗣晤宋部長，承面告鈞意，欲璈實時脫離中國銀行。鈞座既有此意，璈無不唯命是從，不日當即辭去中國銀行總經理職務。好在宋部長已允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主持尤慶得人。自惟庸鄙，中央銀行關系甚重，深慮不勝重任，辱荷知遇，尚祈電示方略，俾有遵循。再孔部長傳諭囑璈與達詮作民相機赴日一行，現已函約一日友來華，先探詢彼方經濟方案內容，再行請示核奪，合並奉陳。嘉璈叩”等語。按上述電文，張對此次調任中央銀行似已別無異議，惟彼致兄函內有：銀行服務過久，精神倍感痛苦，早有相機別謀之意。此次以總易副，尤覺對中央行務，無從抖起精神去做之語。言外之意，似尚不免有面子觀念。查此公自九一八後，態度尚稱得禮，在滬言論，時以應擁護中心勢力以渡國難為主張，自去夏牯嶺返滬後，對於吾弟認識尤深，故如弟意決調彼往中央銀行者，逆料彼必遵辦。但兄意猶有顧慮值得事先審慎者，即在平時個人易一地位本屬極平常之事，然當此金融界極不安定之際，彼與中國銀行有廿年歷史，該行又非一基礎未定之小行，操之過急是否相宜，此應審慎者一也。夫國家當此極度困難之時，對於金融自不能不謀相當統制，但統制亦自有其道，兄對此類事項平素較少研究，向不敢謬參末議。自白銀問題發生後，不得不搜集各種材料略加研究，覺統制金融與其著重人事方面打算，不如著重方法方面之較為穩妥，此應審慎者二也。愚慮所及，不敢緘默，但不過對弟個人開陳鄙見，借供裁奪時之參考，極不願為外人道也。還乞察照為幸。郛叩。（廿四、三、廿七）

重慶蔣委員長勛鑒：公權昨忽來山，談一小時即匆匆轉京，謂汪先生電約赴京擬勸其就實業部事。彼因中央銀行問題已極困難，忽又發生實部問題，實令彼莫知適從，特來商榷，兄因不知內中詳情，未便妄參意見，僅勸其斟酌取決而去，特再電達參考。弟對此意思何若，能從速示及，或可稍稍代為授意也。郛叩。（廿四、四、五）

本稿寫畢，以此節寄公權先生看，得其回信，且承同意發表，故將原函錄在卷首，以代序言而相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