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的父親（第3/3頁）

辛亥革命，我出校門先奔前方，而後回家報告，父親毫不攔阻。知我所參加之事有募餉一項，鄭重囑勿經手款項，說經手款項是最宜小心的事。民國成立，他立即奉行陽歷，廢拜跪之禮。他一向沒有過激烈的言論和行動，但他的出處甚為審慎。清末，滿漢的鴻溝表面漸泯，駐防旗人不惜與地方士紳結交。曾有同裏朱君傳杭州駐防某君之意，請我父親任監督，籌設學校，教授八旗子弟，待遇甚厚，他不假思索謝絕，事後告母親，無意周旋豐沛健兒間。洪憲稱帝，我正因母喪由美國回家，聽父親討論時事，痛惡叛國，他隨口舉出當時梁任公《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之文，及孫洪伊反對帝制的電報中警句，不稍誤。他在病中，記憶力還同平日一樣。

我和膺白的婚事，父親躊躇久而始允，膺白寫很長的信給父親述其家況，請父親曰：“後半世學問事業，視長者之一諾。”父親初見膺白，覺其才太露。三妹性元問“膺白”二字如何解釋，父親說“膺”是胸膺，“白”是坦白。這些，我後來全都告訴了膺白。從此以後，他答人問大號，總說：“胸膺之膺，坦白之白。”亦終身黽勉“胸膺坦白”四個字。我和膺白結婚時，父親給我們一對金質小型圖章，鐫有名字，二次革命後我們化名亡命，這對圖章既有真名，且似飾物，為免各地海關查驗，我與其他飾物一並變去。這件事，我常常後悔，惟與膺白始終志同道合、其堅如金，沒有負父親的期望。

我父親最後的職務，是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自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至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前後七載。他獨力校印《資治通鑒》，後來參加編輯《辭源》。陸爾奎《辭源說略》中述緣起雲：“戊申之春，遂決意編纂此書，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數十人，羅書十萬卷，歷八年而始竣事。”我父親是開始編輯的五六人中之一，我見過《辭源》預約樣本上父親的名字，亦見過他書桌上堆積的《辭源》廢稿，他是連年埋頭伏案的人。民國元年夏，我父親忽患咯血，請假在家治病，猶念念不忘於《辭源》。母親因醫生之言，堅勸辭職，悉心休養，他深以虧一簣之功，久不肯決。書館例，職員病假不支薪，他不是戀其職，而實系戀其事。其後，中華書局來聘我父親，待遇倍之，商務亦送醫藥費來。他未應中華之聘，終辭商務之職，距《辭源》脫稿僅數月。這年冬《辭源》脫稿，商務書館取其單辭先印《新字典》，高鳳謙《新字典緣起》雲：“戊申遊廣州，與陸君煒士談辭書之關系，所論大洽……至今年而脫稿，命之曰辭源，又刺其單辭先付手民，命之曰新字典。”故《新字典》實由《辭源》而出，有《辭源》而後有《新字典》，後脫稿者先付印。不知何故，《新字典》上有我父親名字，而《辭源》無之，他臨病不忘工作者《辭源》，家人耳熟其名，《新字典》是副產品，他從未提及。吾弟君怡侍父親病，熟悉經過，他見民四（一九一五）《辭源》出版，列名編校者五十余人，其中無父親之名。至民五（一九一六）之秋父親去世，他如無其事未提過一句話，亦不介一點意。父親如此，兒女敬其意不敢問，然亦終存於心，不能忘記。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中華書局陸費伯鴻先生欲約君怡繼其總經理職務，君怡謝未就。這機會，他請問當年《辭源》與《新字典》編纂情形，陸君說，兩書蓋二而一，我父親均躬與其事。時值中華書局新成立，主持人即由商務出來，同業競爭與人事恩怨，陸君即是其人，他是嘉興同鄉，他說父親系無故受中華之累。

民國三十三四年之間，一日夏尊先生來訪我，話題談到開明書局。夏先生是南屏女中同事中，年最長，最受欽佩的人，是開明發起人之一。談到未來工作，他說：太平後擬編一辭書，為中學青年參考用。他隨口舉例曰：譬如我的姓“沈”字，名詞如何讀，如何用，動詞如何讀，如何用，各造句為例，並邀我合作。我聞言答曰：我原是一個編過辭書者的後人，我有一個心願，蒙不棄，必執鞭以隨後。抗戰勝利不久，夏先生病故，時事亦大變，我這點心願不再有附麗的地方。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