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的父親（第2/3頁）

秀水學堂在科舉末期，集嘉興城鄉各處讀書子弟，極一時之盛。不幸鬧大風潮一次，倔強而優秀之分子，紛紛退學，其中不少後來參加辛亥革命分子，而學校本身則銳氣大減。堂舅葛湛侯（敬恩），時年十五，亦為退學者之一，他從秀水學堂出來，投考杭州武備學堂，遂習陸軍。風潮起因為福音堂西人參觀學校，誤拉掛鐘，學生聞聲集合，以為無故鳴鐘，有意侮辱，欲問責任。青年國家觀念敏銳，積之已久，一觸即發。學校執事本勤慎，拉鐘之西人是一傳道醫生，對本地人有貢獻，均不免為代罪之羊。

我父親在秀水學堂的幾年，每星期回家，是合家最快樂時期。他有兩件嗜好，下圍棋與喝紹興酒。平日頗自克制，在家裏則無日不飲，酒量甚大，但每飲以一壺為度，從下午喝到全家夜飯時。同街董政孚、沈駕山、張味秋諸先生，敖竹民（嘉熙）表兄，都是棋手酒友，往來無間。父親故世時，政孚先生挽曰：“幸有詩書貽令子，不堪棋酒話當年”，棋酒確是實情。父親飲酒，母親必親制其素喜之菜，紅燒鰻魚，清蒸黃鱔，常為吾家名菜。祖母在時，父親必請同坐，祖母吃素，強求開葷，於是祖母先吃三口白飯，然後開葷，有時白天吃淡齋，晚上吃葷。無客而喝點酒以後，是查我功課時候。看課卷，若批語尚好，總說先生優容，母親在旁添上幾句“先生看父親之面，其實不好”等語。看見不通，他並不責備，指出不通處，要我自己解釋，說出我原來欲說的話；此比責備還窘，無法敷衍了事。我若說出，則曲意引我自己改正，是我所作而神氣不同，我常先畏懼而後得意。

我後來，因見國文教師改卷多勞，改卷功夫數倍於上課功夫；學生則功課煩忙，只看批語分數而不看改筆，致通者自通，錯者還錯，曾屢向所識的國文教師建議，在講堂改卷，每次提出一本，討論修改，供全班觀摩，余卷只批分數而不改。如此，國文教師節改卷之勞，而學生反多得實惠。惜因成例，事格難行。我這建議，系從父親教我時得到的啟示。

父親被推為嘉興勸學所總董，我已在天津讀書，他任事僅數月而辭職。當時族兄阜升函告，父親早出夜歸，討論興革，幾至舌敝唇焦。為節省以供教育經費，自己不支薪，不取夫馬費。不得已而辭職時，對地方父老言：公家如此拮據，不能從中再支他一份薪，但家境要靠薪水維持，不能常此不支薪，只得求去。阜升以父親的任事態度，與家裏的艱難，勉勵我用功。

我十三歲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最年長的同學比我母親還大，最小的亦長我五歲以上。來賓參觀，先生必呼我名答話。地方長官來訓話，預擬的學生答辭亦交給我說。我變成不知高低，不識前途遙遠一件樣品。平常考試，我大概總在最優等。一次，我因搶先交卷，數學題未曾做完，數學我本來不佳，這次僅勉強及格。照章，功課一門或二門在某標準以下，雖總平均分數足夠，仍不能列最優等。榜發，比我分數少的人在我前面。我寫信給父親，一半文過，一半牢騷，大責章程不合理。我的去信如火，父親的回信如冰。他說，我的程度他很明白，名次不過與別人比較，他不以為意，他所在意者，我之責人重而責己輕，大失所望。父親曾經批評我於恕道有虧，我讀書好論是非長短，他說太刻，要吃虧。

北洋女師鬧過一次大風潮，我不是起首，卻是收場。風潮起因，是兩個同學為庶務言語侮辱，眾為不平，群起而哄。北洋女師為中國第一個官立女學校，不但膳宿免費，每月還有津貼。考最優等者每月有津貼十元，優等七元，中等五元，次等三元，不及格則無津貼，且須納膳宿費。這個津貼數目實在不算小，因此大家用錢很松。學校有些執事不免意存輕視，看每月領錢近於領賞，然不敢得罪名列前茅的人。這兩個同學年紀略高，功課時在掙紮之中，用錢不能不計較，與庶務發生口角。平心論之，我們抱不平，用不著全體卷舖蓋以去就爭，實在有點小題大做。後來大家明白過來，卷攏的鋪蓋一一搬開，留下我和另外兩個同學不下台，我們受了記大過開除處分。父親在上海得到消息，不但未曾責我，且寫信給我母親，說明咎不在我，回家切勿責備。吾弟怡，號君怡，從舊紙堆中發現父親當年家信，為我提起，因而得知。我父親對我，竟是溺愛到了仗義。我從學校出來，未及回家，被兩位仗義的同學，先後接到家裏做客。在天津住周道如（砥）家裏，周家伯母與嫂氏，直當我義士看待。在北京住董蕙青（文英）家裏，陪我參觀中國第一個農事試驗場開幕典禮，當時名曰萬牲園。道如、蕙青均年長於我十余歲，與我同畢業於女師簡易科。後來學校收回成命，派我到保定任教，北京與保定兩處，是我同班同學任教最多的地方。我在保定教書一學期，暑假南歸，不擬再去，學校函電相促，我固辭，向父親要求進修。父親初斟酌費用，後看我年齡學問不堪為人師，加以母親的贊成，許我謝絕年俸五六百元之教職，從家裏拿錢再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