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的父親

我母親常言：“吾家是嚴母而慈父。”孩子有過，要父親責罰，他左手執孩子之手，右手用兩指在孩子掌上摸索，畫圈圈，然後舉起曰：“下次再錯，要打手心。”手始終不下來。孩子們大聲喊傭人，則必受教訓曰：“走近去說，自己去做。”父親自己對傭人，即使急要，亦言：“待你有空，為做某事。”父親性拘謹務實，一生在書卷中生活，所心得，嚴守力行不怠，知之者許為孝廉方正。他早年為分祖母之憂，日間授徒，夜間應書院課，於光緒壬寅年（一九〇二）應鄉試中舉人。祖母年七十三歲去世，他哀哭不已，致咯血。我幼時，一日在抽屜內發見鉛筆、橡皮、練習簿等一包，此在家裏尚少有。我羨慕鉛筆已久，向父親要求取用。父親謂原是阜升（辛嘉）送的，但他以為不宜浪費公物，是以擱置。阜升是我族兄，在浙江武備學堂肄業，紙筆由學校發給，此其剩余之物，而父親不欲寬我取與之戒。

父親自處及教兒女，首重一句話：“勿說謊。”我是第一個孩子，他取名曰“性真”。我上學，他正楷寫“沈性真”三字，解釋命名之義，且曰：“真之反面為妄，妄則無所不為，是個壞人。”我最小之妹名“性元”，他說：“元者，善之長也。”他期望兒女們都作誠實善良人。我深悔因同學笑我“性真”系僧尼名字，呼我“師太”，在投考北洋女師範學堂時，自改名曰“景英”，故名我的女兒曰“小真”，再傳父親之意。

新豐公塾是庚子年（一九〇〇）偶然集合的讀書團體，表兄敖夢姜（嘉熊）來請我父親去任教師。義和團之亂，關心國事的人，既憤聯軍之淩辱，亦痛清廷與拳匪之無知，嘉興人尤其敏感。因在朝不主啟釁，忤旨被斬首之大吏許景澄、袁昶、徐用儀三人均浙江籍。徐與許是嘉興人，許家在嘉興城內，傳其生死消息，這件事婦孺皆知。有人避亂到鄉鎮，夢姜全家搬到新豐。新豐是嘉興屬下一個大鎮，開通較早，一些熱心人參酌新舊，辦此公塾，在竹林廟，竹林廟因公塾而出名。夢姜後來鼓吹革命，出私財在嘉興辦學，自己上講堂，我做過他學生，在講堂他不是教書而是演說。徐錫麟刺皖撫恩銘案，繼以紹興大通學校案，及秋瑾案，他涉嫌隱跡，一日忽失蹤，家人在河中得其屍體，民國後葬於西湖。我父親非激烈之人，但素為夢姜信服。夢姜處家庭極厚，事繼母孝，繼母能畫，其畫常請我父親題字，夢姜自己亦能畫。辛亥在嘉興參加革命的方青箱（於笥）、計仰先（宗型）皆新豐人，青箱系夢姜妹夫，仰先是我父親學生。

我父親在新豐時，嘉興董政孚（定樞）先生有侄，少孤而又獨子，從師屢不服教，送到竹林廟讀書，態度驟變，家人歸功我父親，兩家交誼益厚。我後來亦從政孚先生讀書，與董氏諸姊妹均同學。

早在戊戌年（一八九八）之春，七外叔祖葛文濬，號慕川，在嘉興辦一學校，名曰“毓秀”，收親友子弟入學，有中英文及數學功課，因政變而停止。侯官方雨亭先生來知秀水縣，極力開地方風氣，與慕川外叔祖商，籌設秀水學堂，是為嘉興有公立學校之始。地方紳士都贊助，外叔祖母家高氏，歲認捐款。陶惺存（保霖）世丈在校任事，我父親被聘為文史教習。秀水學堂在城內，吾家在城外，父親每星期一清晨步行到校，星期六下午回家。他願意住校，可與學生生活接近，認識其性情家況。有學生差一年功課，將輟學謀事以助家計，他往訪學生之父勸說：“讓兒子讀書成功，有助於家計更大。”又往與另一熱心同事商，共助此生完成學業。他曾陪送學生到杭州應考，在舟中提醒各人功課，某事重要，某處不可忽，催各人早睡定心。同行中之一人，在三十年後遇我，為歷歷道其事。

方雨亭先生在嘉興，嘉興人稱之為“方秀水”，我後因膺白而識其令侄韻松（聲濤）。癸醜（一九一三）之役失敗，同志多亡命日本南洋間。一次，與韻松先生同船，他知我是嘉興人，講出其從江西事敗逃亡，在浙江江山縣被捕，意外得救的一段故事，與嘉興很有關系。癸醜二次革命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夏，在江西湖口發難不到兩月，各地失敗。韻松在江西任旅長，事敗，因長江搜查嚴密，不敢走水道，他繞道浙東，擬由陸路到杭州返滬。一路與護兵兩人均易服稱商人，遇盜，各剩衫褲隨身，在江山縣被捕。他自稱姓施，福建人，在審問時，無意中露出某時代住過嘉興。一日，縣長邀與密談，謂福建人某時代在嘉興，“施”定系“方”之化名，說出自己與雨亭知縣在嘉興有素。留十日被釋放，主仆三人出縣署，有人追還一小包，謂系遺落之物，說無其事，定言有之。解開有洋三十元，義釋而又追贈路費，“江山縣”誠古道人，亦想見“方秀水”當年風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