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弓刀：東突厥的覆滅（第3/4頁）

二月十八日，李靖大破東突厥的捷報傳至長安，李世民感到無比地自豪和喜悅，當即下詔大赦天下。

經過四年的忍辱負重和養精蓄銳，唐帝國終於一舉平定了東突厥，洗雪了當年的稱臣之辱和渭水之恥。自北朝以來數百年間一直對中原王朝構成強大威脅的邊患，至此也宣告終結。

貞觀四年三月三日，大唐帝國迎來了歷史性的一刻。

四方各部族的酋長和首領紛紛來到長安，齊集在太極宮前，共同向唐太宗李世民敬獻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尊號——天可汗。

李世民說：“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資治通鑒》卷一九三）這一刻，文武百官和四夷君長皆山呼萬歲。自此，唐太宗李世民對四夷君長頒發詔書時，一律自稱“天可汗”。

一個彪炳千秋、光芒萬丈的天可汗時代從此拉開序幕。

天可汗不僅是一種尊嚴和權力的象征，更是一種實質性的國際政治體系。這個體系的確立，意味著唐太宗李世民不僅是大唐皇帝，更成為四夷諸番共尊的萬王之王；同時也意味著大唐帝國從此取得了國際聯盟的首腦地位，不但是維護國際秩序的主導力量，也是處理國際爭端的唯一仲裁者。

唐太宗以大唐天子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員國既保持原有的制度，又可以接受唐帝國任命，出任大唐官員。日本學者谷川道雄稱其為“胡、漢二元體制”，陳寅恪先生稱其為“胡、漢分治”，也有一些當代學者稱之為“雙軌政制”或“一國兩制”。

唐朝的天可汗制度，可以視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國際性質的組織和制度。四夷諸番自願結成聯盟，共推大唐天子為聯盟首腦，以唐帝國的國力和聲威作為一種穩定國際秩序、維護國際和平的力量。在唐帝國的主導下，體系內全體成員有權利和義務對破壞和平的成員國實施制裁。唐帝國也有權力和義務保障各國的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維護各國獨立，仲裁國際爭端。各成員國必須絕對服從天可汗；各國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詔冊封；各國軍隊必須統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調，可以聯合起來，對破壞和平的成員國發動制裁性的戰爭，必要時也要接受征調到中國平叛。

在這種以天可汗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和戰略格局之下，唐帝國可以利用各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制衡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防務開支和戰爭成本；而廣大的成員國則能享有一種和平共處的國際環境，尤其對於那些弱小的國家而言，更能在相當程度上避免受到強大鄰國的侵略。所以，這種天可汗體系既有現代國際安全組織的性質，又有類似於今天聯合國的作用。

如果沒有一種強大的國力為依托、沒有一個強盛的文明為背景，唐太宗李世民絕不可能成為號令四方的天下共主，而大唐帝國也絕不可能在公元7世紀初就創造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歷史功績。

後世史家對此也做出了很高的評價：“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為不賓，隨輒夷縛……”（《新唐書·北狄列傳》）

頡利狼狽投奔蘇尼失之後，雖然已經是一個輸得精光的賭徒，可他心裏依舊殘存著一絲翻本的希望。

因為蘇尼失麾下仍有五萬帳的部眾，其中作戰部隊絕對不少於五萬人。此外，另一個心腹將領阿史那思結麾下也還有四萬鐵騎。

頡利想，憑著這些籌碼，自己完全有可能東山再起。

然而，無情的現實很快就粉碎了頡利殘存的希望——三月五日，東突厥最後一支勁旅阿史那思結率部投降了唐朝。

消息傳來，頡利目瞪口呆，如遭電擊。

在這種樹倒猢猻散的時刻，頡利心裏頓時產生了一個更大的懷疑和恐懼——蘇尼失會不會把自己賣了？

東突厥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人都降了，他蘇尼失能忠貞不渝，誓與可汗共存亡嗎？

這種可能性太小了。

在此刻的頡利看來，眼下整個東突厥已經沒有一個人值得他信任了。與其坐在這裏束手就擒，還不如繼續逃亡，投奔吐谷渾。

現在任何異族人都比本族人更讓頡利感到放心。

就在頡利準備再度逃亡的同時，唐大同道行軍總管李道宗的軍隊已經向蘇尼失的大營迅速逼近。李道宗還先行遣使警告蘇尼失，讓他即刻逮捕頡利，向唐朝投降。

疑心滿腹的頡利嗅出了危險的氣息，隨即不辭而別，帶著幾個親信連夜出逃，進入人跡罕至的荒山野嶺中，抄小路往吐谷渾方向狂奔。

接到李道宗的信後，蘇尼失大為憂懼。盡管他很不情願背叛頡利，可眼下的東突厥就快死翹翹了。大廈將傾，獨木難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假如不按李道宗說的辦，他蘇尼失只能陪著頡利一塊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