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征突厥，報五年之仇

公元7世紀初，大唐帝國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從貞觀元年（公元627年）起，唐太宗李世民就引領著大唐帝國走上了一條勵精圖治的強國之路，短短十余年間就呈現出一派盛世景象——無論是政治的清明、經濟的繁榮、文化的昌盛，還是社會的穩定、民生的富庶、人口的增長，無不顯示出大唐帝國在文治方面所取得的驕人成就。

然而，文治的昌盛並不必然帶來國家的強大。

對此，作為一個從血與火的戰場上走過來的帝王，作為一個曾經用刀劍蕩平群雄、鼎定天下的創業之君，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要締造一個繁榮而強大的帝國，既要有一襲崇文的華服，更要有一根尚武的脊梁。

換言之，李世民所追求的不僅是“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李世民《重幸武功》）的煌煌文治，他同時更憧憬著“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李世民《幸武功慶善宮》）的赫赫武功。

上蒼沒有虧待李世民。

歷史沒有辜負李世民。

面對他那經天緯地的宏大抱負，上蒼給予了異乎尋常的垂青，歷史似乎也顯得出奇慷慨——就在李世民執政的第四個年頭，一個威震四夷、功蓋八荒的時代就在他的憧憬和仰望中訇然降臨。

這就是令無數後人熱血沸騰、心馳神往的天可汗時代。

貞觀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天可汗時代正式拉開了序幕。

第一個被唐朝征服的對手，就是曾經盛極一時的東突厥。

從南北朝時起，東突厥就是歷代中原王朝最強大的敵人。到隋大業年間，東突厥在始畢可汗執政時期臻於全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余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舊唐書·突厥傳》）

大業末年，中原板蕩，天下分崩，東突厥的百萬鐵騎屢屢伺機入寇。其兵鋒所到之處，城郭宮室焚毀殆盡，財帛子女為之一空。而四方的逐鹿群雄也紛紛依附在東突厥的卵翼之下，如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竇建德、王世充、高開道等人，“俱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通典》卷一九七）。就連唐高祖李淵晉陽起兵時，也不得不借助東突厥的力量，將其引為奧援。

唐帝國建立之後，頡利可汗即位，依舊肆無忌憚，“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多次傾巢南侵，深入唐朝腹地。“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卻越發變本加厲，不但“言辭悖傲”，而且“求請無厭”。（《舊唐書·突厥傳》）

如此強大的外患一天不鏟除，大唐王朝就一天也不得安寧。

而最讓李世民感到恥辱的一次，就是武德九年的渭水之盟。

那一次，李世民剛剛登基，政局未穩，頡利可汗就親率十多萬鐵騎直逼長安。李世民被迫犧牲了府庫中的大量金帛，與頡利簽訂了城下之盟，才換取了暫時的和平。

曾經在戰場上所向披靡、無往不勝的李世民斷然沒有想到——自己剛當上皇帝就被突厥人無可奈何地要挾了一把，結結實實地敲詐了一回。

這樣的奇恥大辱不啻於一道醜陋的傷疤，從此深深刻在李世民的記憶之中，並且時常浮現在他的眼前。

“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李世民每時每刻都在等待著雪洗前恥、根除外患的那一天。

這一天很快就到來了。

從貞觀元年起，曾經“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的東突厥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從鼎盛走向了衰落——

一方面，頡利可汗寵信佞臣，導致政局大亂，原本臣屬於東突厥的薛延陀、回紇、拔野古等北方諸部相率反叛；另一方面，東突厥境內又遭遇了空前嚴重的自然災害，“其國大雪，平地數尺，羊馬皆死，人大饑”（《舊唐書·突厥傳》）。如此天災人禍、內憂外患的巨大困境使東突厥很快露出了亡國之兆。

此外，東突厥王室又產生了嚴重的分裂，更使其形勢雪上加霜。

這個致命的分裂源於頡利可汗與突利小可汗的叔侄反目。

頡利可汗即位之後，突利小可汗封藩於幽州北面，統轄其國東部。貞觀元年，嚴重的雪災導致東突厥各部族無以為生，於是，突利可汗下轄的奚、霫、契丹等部紛紛叛離，歸降唐朝，突利沒有辦法阻止。頡利大為不滿，怒斥其統禦無方。雙方的裂痕由此產生。不久，頡利在討伐北方叛亂諸部的戰爭中失利，於是征調突利北上平叛，沒想到突利又遭遇慘敗，僅以少數輕騎逃回。頡利怒不可遏，將突利囚禁了十多天，並施以鞭撻的懲罰。二人的關系就此嚴重惡化，叔侄之間開始各打各的算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