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征突厥，報五年之仇（第3/3頁）

在當時，“國際社會”的首要代表當然就是唐朝。

要想當這個可汗，唐朝的態度很重要。

而讓乙失夷男不敢想象的是，就在他大做可汗夢的時候，一個名叫喬師望的唐朝特使居然千裏迢迢地給他送來了一道冊封詔書。

千真萬確！這道詔書是大唐天子李世民頒發的，不但冊封他為“真珠毗伽可汗”，還賜給他象征著權力和威嚴的“鼓纛”（巨鼓和大旗）。乙失夷男激動萬分，隨即遣使到唐朝入貢，同時登上可汗之位，宣布成立薛延陀汗國，建立王庭於郁督軍山（今蒙古杭愛山）下。

從此，薛延陀的勢力空前壯大，“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仆骨、霫諸部落皆屬焉。”（《資治通鑒》卷一九三）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的秋天，乙失夷男又派遣其弟統特勒入唐朝貢，李世民又賜以寶刀和寶鞭。唐朝與薛延陀的關系迅速進入了蜜月期。

很顯然，李世民所采取的是“遠交近攻”的戰略。他主動對乙失夷男進行冊封，承認薛延陀獨立，與其建立同盟關系，擺明了就是要讓東突厥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

面對如此不利的戰略形勢，頡利可汗大為惶恐，只好硬著頭皮向唐朝稱臣，並且要求迎娶唐朝公主，“請修婿禮”（《舊唐書·突厥傳》）。

誰都知道，這種表面上的低姿態只不過是突厥人的權宜之計。一旦形勢有所緩和，國力有所恢復，突厥人絕不會放棄對唐朝的侵略。

對此，大唐君臣自然心知肚明。

代州（今山西代縣）都督張公瑾就上表力請朝廷出兵，並列舉了東突厥必然滅亡的六大理由：“第一，頡利縱欲兇暴，誅殺賢良，親近奸佞；第二，薛延陀等部族紛紛叛離；第三，突利小可汗、將軍阿史那·社爾等人皆被頡利問罪而無處容身；第四，塞北連年遭遇霜凍，突厥人糧食缺乏；第五，頡利不信任突厥人，將大權交給外族胡人，而外族胡人反覆無常，如果大軍壓境，必生內變；第六，漢人因躲避戰亂而流亡突厥的人數眾多，如今突厥內亂，他們據險自保，若唐軍出塞，其眾必然紛起響應。”

張公瑾對形勢的判斷既全面又準確，可謂一針見血。

李世民意識到征服東突厥的時機已經成熟，遂於這一年八月命兵部尚書李靖為北伐統帥，負責組建遠征軍。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遠征軍集結完畢，各路將領多為當世名將。李世民命大軍兵分六路：以李靖為行軍總管、張公瑾為副總管，出定襄道；並州都督李世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靈州大都督薛萬徹出暢武道；任城王李道宗出大同道。六路大軍共計十余萬人，皆受李靖節度，從各個方向大舉進攻東突厥。其中，擔任正面攻擊的主力部隊是李靖與李世勣的部隊。

六路大軍就像六支寒光閃閃的利劍同時刺向漠北。這一次，唐帝國傾盡精銳，志在必得。

東突厥注定在劫難逃……

十一月二十八日，任城王李道宗首戰告捷，在靈州（今寧夏靈武市）擊敗東突厥的邊境部隊。

十二月二日，突利小可汗逃離東突厥汗國，抵達長安朝見大唐天子李世民。

李世民不無自豪地對侍臣說：“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於稽顙（叩首），庶幾可雪前恥。”（《資治通鑒》卷一九三）

同月下旬，東突厥的重要將領阿史那郁射也率部來降。

突利是東突厥的二號人物，阿史那郁射是頡利的心腹大將，他們的投誠意味著頡利己經眾叛親離，徹底變成了孤家寡人。

東突厥的滅亡已經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