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辨18天，大唐玄奘對印度6000僧人（第3/4頁）

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玄奘重回那爛陀寺。此時他的學業已經粲然大成，戒賢命其升座為眾講解大乘唯識經典。在此期間，他著有《會宗論》，會通了印度大乘瑜伽、般若二宗，將唯識與中觀學說相互融貫，自成一家。此外，由於當時南天竺的小乘僧人著有《破大乘論》攻擊大乘學說，負面影響很大，玄奘就應戒日王之請，又撰寫了破除小乘見地的《制惡見論》。

從此，玄奘在印度聲名鵲起。

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玄奘又在戒日王舉辦的曲女城無遮大會上挫敗了五天竺所有的論敵，其盛名更是如日中天，幾乎取代戒賢，成為全印度造詣最深、聲譽最隆的佛教思想界領袖。

玄奘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已經圓滿完成，遂於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告別了戒賢法師和戒日王，返回中國。經過兩年的時間，在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終於回到了闊別將近二十年的長安。

和他一起回到中國的，是657部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梵文佛典。

玄奘大師的西行求法，前後歷時十九年，行程共計五萬裏，堪稱世界中古史上一次艱難而偉大的探險之旅、朝聖之旅，也是意義最為深遠的一次學術和文化之旅。

玄奘回到長安的時候，受到了朝野上下隆重而盛大的歡迎，與他當年“偷越國境”時寂寞而蒼涼的境況相去不啻霄壤。

然而，玄奘還是當年的那個玄奘，信仰還是當年的那個信仰。

唯一不同的，只是外在的評價和世人的目光。

貞觀十九年二月，玄奘去洛陽見了李世民。李世民對他極為贊嘆和欣賞，勸他還俗從政，玄奘力辭。於是李世民就請他把西行路上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隨後，玄奘在弟子辯機的協助下，用一年時間完成了價值不可估量的《大唐西域記》。

這是一部當之無愧的世界名著。

它記述了玄奘西行途中所歷所聞的150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語言文化、宗教信仰、歷史沿革、地理形勢、水陸交通、氣候物產、風土人情等，不但是當時中國人了解外部世界不可多得的一部著述，而且成為後世研究中古時期中亞和印度歷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彌足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眾所周知，印度在哲學和宗教方面擁有燦爛的成就，可他們的歷史從來都是一筆糊塗賬。馬克思甚至聲稱：“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因此，要研究印度古代史，《大唐西域記》就是一部誰也繞不過去的重要著作。

一回國，玄奘就開始著手翻譯帶回來的佛學典籍。唐太宗全力支持他的譯經事業，命房玄齡在弘福寺為他組織了一個規模完備的譯場，並“廣召碩學沙門五十余人”當他的助手。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玄奘譯出了一百卷的《瑜伽師地論》，太宗禦筆欽賜《大唐三藏聖教序》。同年，太子李治為亡母長孫皇後祈福所建的大慈恩寺竣工落成，玄奘奉命成為住持，進入該寺繼續譯經。

唐高宗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年已六十八歲的玄奘終於譯出了多達六百卷的《大般若經》，而他的生命也已在彪炳千秋的譯經事業中走到了終點。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五日夜，玄奘大師在宜君山的玉華寺圓寂，終年六十九歲。

出殯之日，莽莽蒼蒼的白鹿原上出現了一支一眼望不到頭的送葬隊伍。

這裏有朝廷官員，有佛教僧人，可更多的是自發為大師送行的長安百姓。史稱：“（玄奘）歸葬於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舊唐書·玄奘傳》）

從回到長安的第二十七天起，玄奘就開始著手翻譯佛典，一直到去世前的二十七天，他才擱下手中的譯筆，誠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十九年間，玄奘帶領弟子們共譯出佛教經論75部1335卷，計1300萬言。

由於玄奘大師對梵文造詣精深，而且學術態度極為嚴謹，所以由他主譯的這批卷帙浩繁的佛教經典，無論是在名相的辨析安立、文義的精確暢達，還是在翻譯體例的制訂、矯正舊譯的訛謬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從而在中國譯經史上開辟了一個嶄新的紀元。後世因此將他與前秦的鳩摩羅什、蕭梁的真諦、開元時代的不空，並稱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四個人中，其他三個都是外籍僧人：鳩摩羅什祖籍天竺、生於龜茲，真諦是西天竺人，不空是北天竺人，只有玄奘是唯一的中國人。

梁啟超說：“自古至今，不但中國人譯外國書，沒有誰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的人來比較，譯書最多的恐怕也沒有人在他之上。”“法相宗的創造者是玄奘，翻譯佛教經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國的佛教，或只舉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難找到第二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