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

走在長安車如流水馬如遊龍的寬闊大道上，你遇見的絕不僅僅是唐朝人。

你隨時會遇見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東羅馬）人、日本人、新羅人、天竺（印度）人、真臘（柬埔寨）人、驃國（緬甸）人……他們中有元首、大臣、使節、士兵、商人、學者、留學生，還有僧侶、藝術家、工匠、歌姬，甚至有“色黑如墨、唇紅齒白”的黑色人種昆侖奴，可謂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在公元7世紀和8世紀，要感受什麽叫做國際性大都市，你必須來長安；要感受什麽叫做對外開放、與時俱進，你也要來長安；要了解當時的東西方和亞洲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交流的盛況，你更要來長安。

因為當時的大唐帝國是世界上最先進、最文明、最發達的國家，而大唐帝京長安則是整個亞洲的經濟和文化中心。歷史學家向達先生說，在唐朝，“一切文物亦復不間華夷，兼收並蓄。第7世紀以降之長安，幾乎為一國際的都會，各種人民，各種宗教，無不可於長安得之。”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長安是舊大陸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義的城市，在這方面超過了同時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國和中國文明不僅為朝鮮，而且為更遠的日本所贊賞和效仿，這顯示了中國的威望。”

據統計，唐朝曾先後與世界上3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交往。為了接待各國使節和來賓，唐朝專門設立了鴻臚寺，由當時朝中的國際政治專家擔任主管官員。長安城中甚至有專供外國人長期居住的“番坊”。有很多外國留學生到唐朝讀書之後，進而參加科舉考試，最後終身在唐朝為官。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呂，中國名字叫晁衡，於唐玄宗開元五年（公元717年）來到長安的太學就讀，當時年僅19歲，完成學業後留在唐朝任職，歷任左補闕、秘書監、左散騎常侍等職。

晁衡在長安與著名詩人李白、王維結成了好友。天寶十二載（公元753年），晁衡作為唐朝回訪日本的使者，與日本遣唐使一起返回日本，不料途中遇險，船只漂到越南，友人們誤以為他已經遇難，極為悲傷，李白為此寫下了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後來晁衡又輾轉回到了長安，一直到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去世，前後在中國一共生活了53年。

有一些外國使臣出使唐朝後也留了下來。比如波斯大酋長阿羅撼，於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出使中國後便留在唐朝為官，此後又以唐朝使者的身份出使拂菻（東羅馬）等國，因功被授予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開國公，位尊爵顯，並一直在中國活到了95歲高齡。

西方著名漢學家李約瑟說過：“唐代確是任何外國人在首都都受到歡迎的一個時期。長安和巴格達一樣，成為國際著名人物薈萃之地。”

除了留學生和使節，在唐朝定居數量最多的就是商人。唐朝專門設立了互市監和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當時的長安、洛陽、揚州、廣州、泉州、蘭州、涼州、敦煌，都成了唐朝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貞觀時，西域各國“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而各國商人在長安西市開店經商、長期居住的也有數千家之多。廣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有唐一朝，曾有大量的外商在廣州定居，從事各種貿易活動，僅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死於戰亂的外商就達12萬人以上。

為了適應國際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對外交通相當發達。陸路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門關西行，可直達中亞、西亞、東歐，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海路方面，可由登州、楚州或明州出海，前往朝鮮半島和日本；此外，由揚州、明州、泉州或廣州出發，經越南海岸，在馬來半島南端穿越馬六甲海峽，過印度洋，可到達斯裏蘭卡、印度等地；再越過阿拉伯海，可到達阿曼灣、波斯灣，並可遠至紅海，抵達埃及和東非的港口，這就是“海上絲綢之路”。

就是通過陸地和海上這兩條“黃金通道”，世界各地的人們紛紛來到了中國。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東羅馬皇帝波多力遣使來唐，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唐太宗回書答禮，贈綾、綺等絲織品。東羅馬的皇帝、貴族和婦女都極其喜愛中國的絲織品，拂菻也成了唐朝絲織物傳入其他國家的重要轉輸地。

7世紀初葉，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統一了阿拉伯半島。穆罕默德本人對中國文化非常向往，曾對他的弟子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阿拉伯）遣使與唐通好，在此後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裏，大食遣使來唐共達36次。唐朝文化因此大量傳入阿拉伯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紙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