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第3/3頁）

而中國僧人東渡日本，傳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鑒真和尚。

鑒真俗姓淳於，揚州人，對於大乘佛教的律宗造詣精深，在揚州大明寺講律傳戒。應日本聖武天皇之請，他東渡日本傳法，經六次努力，歷盡艱險，終於在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到達日本。鑒真其時已經年近七旬，雙目失明，可他不僅將中國佛教的律宗傳到了日本，而且還向日本人傳授了佛寺建築、雕塑、繪畫、醫藥等各種知識。日本現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鑒真主持修建的。他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圓寂後葬在了招提寺。

7世紀以前，日本沒有固定都城，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興建了藤原京，此後又於公元710年修建了平城京，公元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而這些都城的設計理念、城市布局和建築風格，無一例外，全都是模仿唐朝的長安城。比如城中均有朱雀大街、東市、西市等等，甚至連建築用的磚瓦紋飾也和唐朝如出一轍。

基本上可以說，當時的日本京城儼然就是山寨版的長安。

除了上述國家之外，唐朝與南亞的林邑（越南）、真臘（柬埔寨）、驃國（緬甸）、尼婆羅（尼泊爾）、獅子國（斯裏蘭卡）以及中亞的吐火羅（阿富汗）等國都有廣泛的商業聯系與外交往來。

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文化交流中，南亞的佛學、醫學、歷算、語言學、音韻學、音樂、舞蹈、美術，東亞的音樂、舞蹈，西亞和歐洲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如八面來風紛紛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美國漢學家伊佩霞說：“與二十世紀前中國歷史上任何其他的時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時期的中國人自信心最強，最願意接受不同的新鮮事物。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非常願意向世界敞開自己。”

英國歷史學家韋爾斯說：“第七、八世紀，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國家。當時的歐洲人民尚處於茅舍塢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國人民的生活卻已經進入安樂慈愛、思想自由、身心愉悅的境域。”

唐太宗李世民說過這麽一句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正是因為以李世民為首的大唐君臣具有如此博大的胸懷，公元7世紀初到8世紀中葉的唐朝，才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自信、最開放、最博大、最寬容、最具生機和活力、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一個時代。

這就叫兼收並蓄，博采眾長；這就叫海納百川，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