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死刑慎重，就是對生命尊重（第3/3頁）

第二個目的，是讓人們認識到生命的價值與尊嚴。

就像李世民一直在強調的那樣，“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生命對於每個人只有一次，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是彌足珍貴的。就算有人犯了罪，必須受到法律的懲罰，生命的價值與尊嚴也並不因此就在他身上有所減損。而且整個社會，上至執法者，下至普通百姓，都有責任和義務挽救這些失足的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機會讓他們重新做人。其實法律真正的本意也正在於此。當然，剝奪一個人的生命是很簡單的，而改造人的生命卻要困難得多，但是後者絕對比前者更有價值，也更有意義。李世民的“縱囚”舉動，實際上就是凸顯了上述理念，只不過他采取的是一種最典型、最特殊、最不可復制的方式而已。

由此可見，“縱囚”事件絕不是李世民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更不是單純為了沽名釣譽，而是在“寬仁慎刑”的立法思想的基礎上，把“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的貞觀法治精神發揮到極致之後必然會有的一種結果。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按照貞觀一朝的立法思想和法治精神，假如當時的歷史和社會條件允許的話，貞觀君臣就完全有可能將這種“寬仁慎刑”的法治進行到底，最終合乎邏輯地推演出“廢除死刑”的結果。

其實，我們這個假設並不是沒有歷史根據。

——天寶初年，唐玄宗李隆基就曾秉承貞觀的法治精神，一度廢除了絞刑和斬刑。他在天寶六載（公元747年）發布的一道詔書中強調，這是為了“承大道之訓，務好生之德”（《冊府元龜?刑法部》）。這項刑法改革後來雖因“安史之亂”而中輟，沒能延續下去，但足以表明貞觀的法治精神對後世的影響之深。

幾乎與唐玄宗大幅度削減死刑同步，日本平安王朝的聖武天皇也於神龜二年（公元724年）停止了死刑的適用，將所有死罪降為流罪，從而開創了日本刑法史上347年無死刑的奇跡。而日本此舉，無疑受到了唐朝的影響。日本學者桑原騭藏曾經說過：“奈良至平安時期，吾國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與精神上，皆依據唐律。”

時至今日，限制死刑、廢除死刑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文明與理性程度的標志。

自從19世紀以來，隨著人類的進步和人權運動的發展，限制並廢除死刑逐漸成為一種時代潮流。據有關學者統計，截至2001年，在全世界194個國家和地區中，在法律上廢除死刑和事實上停止死刑適用的國家已經達到123個，占總數的64%；保留死刑的國家只有71個，占36%。在歐洲，“廢除死刑”甚至成為加入歐盟的條件之一。此外，在美國，聯邦法律雖仍保留死刑，但已有12個州廢除了死刑。

在這些保留死刑的國家和地區中，雖然短期內還不可能完全廢除死刑，但是在“少殺、慎殺、防止錯殺”這一司法原則上無疑具有普遍共識。而我國同樣是將“慎用死刑和逐步減少死刑”作為刑法的改革方向，並且已經有很多法學家提議，希望我國最遲能在2050年，也就是建國100周年後實現死刑的全面廢除。

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千三百多年，盡管社會環境和時代條件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性變化，但是直到今天，“寬仁慎刑”的貞觀法治精神仍然值得我們繼承和借鑒。而這種精神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對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