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讓位於法權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成文法國家，從春秋末期李悝制訂第一部系統法典《法經》六篇起，自秦漢以迄明清，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尤以承前啟後的《唐律》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最為後人所稱道。

武德元年，李淵廢除了隋煬帝的《大業律》，命裴寂、劉文靜等人依照隋文帝的《開皇律》，修訂了一部新律令，並於武德七年正式頒行，是為《武德律》。《武德律》雖然對《開皇律》有所損益，但基本上一仍其舊，沒有太大發展。所以李世民即位後，立即著手對《武德律》進行完善。他采納了魏徵“專尚仁義，慎刑恤典”（《貞觀政要》卷五）的建議，依據儒家的仁政思想，進一步加強“德主刑輔”的立法原則，於貞觀元年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重新修訂法律，積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於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頒行了一部嚴密而完備的法典——《貞觀律》。

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李治命長孫無忌領銜，以《貞觀律》為藍本，修訂並頒布了《永徽律》。稍後，鑒於當時中央和地方在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李治又下令對《永徽律》逐條逐句進行統一而詳細的解釋。這些內容稱為“律疏”，附於律文之下，於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頒行天下，律疏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這部法典當時稱為《永徽律疏》，後世稱之為《唐律疏議》，簡稱《唐律》。

《永徽律疏》是唐高宗秉承李世民遺訓，在貞觀立法原則的指導下，按照《貞觀律》的基本精神修訂的。直至唐玄宗時，人們仍然認為《貞觀律》與《永徽律疏》是“至今並行”的。由此可見，《唐律》實際上是定型於貞觀時期，而完善於永徽年間。

《貞觀律》和《永徽律疏》的制訂和頒行是中國法律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它們確立了中國古代刑法的規範，並且影響遍及朝鮮、日本、越南等亞洲各國，乃至在世界法律體系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為獨樹一幟的一大法系。

自唐以降，五代、宋、元、明、清各朝莫不奉《唐律疏議》為圭臬，雖代有損益，但終不敢越出其規範之外。元代律學家柳赟說：“所謂十二篇雲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唐律疏議?序》）

清代律學家吉同鈞也說：“論者謂《唐律疏議》集漢魏六朝之大成，而為宋元明清之矩矱，誠確論也！”（《律學館大清律例講義?自序》）

由此可見，定型於貞觀時期、完善於永徽年間的《唐律疏議》，在後世法學家的眼中確實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成文法典。

在古代中國，法律其實一直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地位。因為它並不是至高無上的。在它頭上還有一個最高權威——皇帝。

也就是說，在古代中國，皇權絕對高於法權。法律之所以被皇帝制訂出來，並不是用來約束皇帝本人的，而是為了更有效地對付臣子和老百姓。正所謂：“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管子?任法》）

韓非子也說：“君無術則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布衣皇帝朱元璋說得更透徹：“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明太祖實錄》）

總而言之，古代的法律就是皇帝用來統治臣民的一種專制工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說中國歷來是一個“專制與人治”的社會，而不是“民主與法治”的社會。

此言可謂確論。

所以，在君主專制的社會中，法律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它非但約束不了皇帝，反而經常被皇權所淩駕，甚至隨時可能被踐踏。

既然如此，那麽唐太宗李世民在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一部法典——《唐律》的總設計師，李世民又是怎樣看待“皇權與法權”的關系呢？

對此，李世民說過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話：“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貞觀政要》卷五）

單純從這句話本身來看，李世民的法律觀念顯然與自古以來的法家思想和其他帝王完全不同。他並不把法律視為皇帝手中的工具，而是能夠承認並尊重法律的客觀性與獨立性。相比於朱元璋把法律當做一種“防民之具”和“輔治之術”，李世民的境界無疑要高出許多。

不過，即便我們相信這句話確乎是李世民“誠於中而形於外”的肺腑之言，我們也仍然要“聽其言而觀其行”，進一步考察他的實際行動，看其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表裏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