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讓位於法權（第2/2頁）

從下面這個事件中，我們應該就能得出一個比較公允的結論。

貞觀元年正月，有一個叫戴胄的大臣公然在朝堂上與李世民發生激烈的爭執。

事情本身並不大，但性質卻很嚴重。因為爭論的焦點就是——皇帝的敕令與國家的法律，到底哪一個更有威信？哪一個更應該作為斷案的依據？

說白了，這就是皇權與法權之爭。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在李唐立國之初的統一戰爭中，很多將吏戰死沙場，為國捐軀，國家為了照顧他們的後人，就出台了恩蔭政策，讓烈士後代能承襲先人官爵。於是就不斷有人弄虛作假，謊稱自己是功臣元勛的後代，以此騙取朝廷恩蔭。此外，李唐朝廷在任用和提拔官吏的時候，也會優先選用那些曾經在隋朝為官，具有仕途資歷和從政經驗的人，所以就經常有人偽造資歷，企圖走一條加官進爵的捷徑。

上述這些現象就叫做“詐冒資蔭”。有關部門難辨真偽，對此大傷腦筋。針對這些現象，李世民專門頒布了一道敕令，嚴令作假者主動自首，否則一經發現立即處以死罪。

敕令頒布後，還是有不怕死的人頂風作案。後來有關部門查獲了一個叫柳雄的作假者，李世民決定殺一儆百，馬上要治他的死罪。

案件送交大理寺後，負責判決的人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

戴胄原本只是兵部的一個郎中，因有“忠清公直”的美譽，不久前剛剛被李世民破格提拔為大理寺少卿，相當於從一個國防部的小司長突然晉升為最高法院副院長。皇恩如此浩蕩，按理說戴胄應該知恩圖報，事事順著李世民的脾氣才對，可秉公執法的戴胄卻在柳雄這件案子上狠狠地觸逆了龍鱗。

根據當時的法律，這種罪最多只能判流放，所以戴胄便對柳雄做出了“據法應流”的判決。這個判決結果雖然是依法做出的，但顯然違背了李世民的敕令。

李世民勃然大怒，對戴胄說：“朕早就頒下敕令，不自首就是死路一條，你現在卻要依法改判，這豈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朕說話不算數嗎？”

戴胄面不改色地說：“陛下如果直接殺了他，臣無話可說；可陛下一旦把案件交付法司，臣就不能違背法律。”

李世民悻悻地說：“你為了讓自己秉公執法，就不惜讓朕失信於天下嗎？”

戴胄說：“陛下的敕令是出於一時之喜怒，而國家的法律卻是布大信於天下！陛下若以法律為準繩，就不是失信，而恰恰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假如不這麽做，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遺憾。”

李世民沉默了。

他知道，如果他執意要殺柳雄，誰也攔不住，因為他是皇帝，而且早有敕令在先。可問題是，這麽做雖然足以體現帝王的權威，但無疑會大大損害法律的權威。而法律的公信力一旦遭到破壞，朝廷的威信和人君的威信也就無從談起。

思慮及此，李世民立刻轉怒為喜，當著群臣的面對戴胄大加褒揚，說：“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貞觀政要》卷五）

這是貞觀時期一個比較著名的事件，同時也是中國法制史上富有典型意義的一個案例。因為它凸顯了皇權與法權的沖突，並且以皇權的妥協告終，最後使得法律的尊嚴得到了維護。在這件事情上，李世民體現出了一個古代君主難能可貴的品質，那就是對法律的尊重以及對司法獨立的尊重。這在中國幾千年的人治社會中實屬罕見。

“柳雄事件”之後，史稱：“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泉湧；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資治通鑒》卷一九二）

貞觀時代吏治清明、執法公正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可要說“天下無冤獄”，則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但是不管怎麽說，當一個王朝擁有像戴胄這種剛直不阿、執法如山的法官，並且擁有像李世民這種善於妥協、尊重法律的皇帝時，我們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貞觀時代即便不是歷史上最少冤獄的時期，起碼也是最少冤獄的時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