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公正公開的科舉制度

唐代的科舉考試在原則上向所有人開放（工商從業者除外），任何人只要自認為有應舉的能力，就可以“懷牒自投”，向所在地的州縣報考，既不需要像兩漢那樣經過地方官察舉，也不需要像魏晉以來那樣等待九品中正評定。

雖然唐代的入仕之門向全社會開放，但是其考試過程卻非常嚴格。考生必須先通過縣考、州考，然後才報送朝廷，參加禮部的大考。考試及第者並不是馬上就能當官，而是僅僅取得入仕的資格而已，必須再通過吏部舉行的考試，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

吏部考試有四個條件：“身、言、書、判”。“身”是指容貌儀表，講究的是“體貌豐偉”；“言”是指口才談吐，講究的是“言辭辨證”；“書”是指書法，講究的是“楷法遒美”；“判”是一種公文判例，講究的是“文理優長”，往往取一些州縣和大理寺過去的疑難案件，“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要求考生必須通曉事理，諳熟法律，如此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斷。也就是說，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過縣府、州府、禮部的層層考試之外，還必須通過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選：既要長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齒伶俐、雄辯滔滔，還要寫得一手龍飛鳳舞的好字，最後還得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夠對疑難案件進行準確的研判，而且判文還必須寫得文辭優美、對仗工整、言約旨遠。

能通過這種考試的人完全可以稱為出類拔萃，鳳毛麟角。

由於吏部考試的門檻相當高，所以科舉及第之後，屢試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稱的大文豪韓愈，科舉及第後，三試吏部不中，十年猶然布衣。而這樣的人絕非少數，有唐一代，進士及第後整整二十年都未能通過吏部考試，長期不能入仕為官的大有人在。

唐代科考之嚴，於此可見一斑。

正因為如此嚴格，它才能為國家選拔出真正的人才。

從貞觀時代起，唐代宰相中科舉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斷上升：唐太宗時期為3.4%，唐高宗時期為25%，武則天時期為50%；及至中晚唐，宰相中進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達80%以上，如武宗時期80%，宣宗時期87%，懿宗時期81%。（黃留珠《中國古代選官制度述略》）

隨著唐代科舉制的確立、完善和全面實行，寒門庶族迅速崛起，越來越多的平民子弟通過努力躋身於社會上層，進入了帝國的權力中樞，甚至官拜尚書、宰相。比如高宗時代的宰相李義府就是一個寒門出身、“家代無名”的人，他在貞觀年間通過科舉考試入仕以後，擔心家世貧寒，難以躋身高位，因而賦詩表達自己的憂慮，其中一句是：“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李世民聽到後，當即表了一個態，打消了李義府的顧慮。

李世民說：“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隋唐嘉話》）

後來，李義府果然仕途通達，位列宰輔。

自貞觀之後，像李義府這種平民子弟通過科舉入仕，最終官居宰相、位極人臣者已經不勝枚舉。據兩《唐書》列傳所載，終唐一代，寒門庶族出身而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傳者尚有多名，實際數字當不止此。而相應時期高門世族出身的拜相者，只有一百二十五人，已經低於前者。

由此可見，自貞觀時代起，終唐之世，唐朝社會已經從根本上打破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門閥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政權向著廣大的寒門庶族開放，在全國範圍內選拔各個階層的優秀人才，從而充分體現了“機會均等，公平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

在隋朝播下種子的科舉制之所以能在貞觀時期盛開和綻放，自然是與唐太宗李世民求賢若渴、唯才是舉的政治理念息息相關。

打江山的時候，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而坐江山的時候，只有得人才者才能安天下。

作為一個兼具創業與守成之長的傑出政治家，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道理——一個王朝如果能向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平民階層普遍開放上升之階，並且最大限度地獲得平民階層和讀書人的歸屬感與政治認同，最終整合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盡可能實現社會公正，那麽這個王朝必將因此打下一個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

貞觀中期，李世民有一次目睹新科進士魚貫而出的盛況，情不自禁地發出這樣的感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

二百年後的唐文宗開成年間，詩人趙嘏也對貞觀時代所確立的科舉制發出了由衷的贊嘆：“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國史補》）

錢穆先生說：“科舉制度顯然是在開放政權，這始是科舉制度之內在意義與精神生命。漢代的選舉，是從封建貴族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唐代的公開競選，是由門第特殊階級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唐代開放的範圍，較諸漢代更廣大、更自由。所以就此點論，我們可以說唐代的政治又進步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