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死刑慎重，就是對生命尊重

要了解一個國家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刑法。

要了解一個國家的刑法，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對待死刑的態度。

而貞觀法治之所以被後人津津樂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寬仁慎刑”的理念以及嚴格的死刑復核制度。

早在貞觀元年，李世民就依據“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的立法思想，以詔令的形式對“死刑復核”做出了嚴格規定：“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死刑）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貞觀政要》卷八）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議刑”的死刑復核制度。在上一章我們說過，李世民曾在貞觀元年正月廢除了五十多種絞刑條款，而隨後繼續修訂律法時，貞觀君臣又在隋朝律法的基礎上，把多達九十二種的死刑罪名降格為流刑，又把七十一種流刑降為徒刑。除此之外，“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舊唐書?刑法志》）。在這種“寬仁慎刑”理念的引導之下，到了貞觀四年，國家就出現了“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的良好治安形勢。當時唐朝的戶數將近三百萬，若以平均一戶六口人計算，總人口大約1800萬。以這個人口數量來看，這個死刑人數的比例顯然是非常低的。

“幾致刑措”是中國歷史上經常用來形容天下太平、社會安定的詞匯，其意思是刑法幾乎到了擱置不用的地步。如果我們參考一下近代歐洲的相關數字，就更容易明白這種形容詞絕非過譽。

在18世紀的英國，死刑罪名多達222種，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濫用死刑達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偷竊一先令，或者是砍了一棵不該砍的樹，又或者寫了一封恐嚇信，甚至僅僅是與吉普賽人來往，都有可能被處以死刑。到19世紀初，還曾經有一個13歲的少年因偷竊一把勺子而被判處絞刑。由於刑法的嚴苛和泛濫，導致每年被判死刑的高達1000人以上，而當時英國的總人口也不過1000萬。

生命權是最為重要的人權。

對死刑的慎重意味著對生命和人權的尊重。

如果單純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似乎有理由認為——7世紀的中國唐朝在“人權領域”顯然要比18世紀的英國先進得多。

當然，毋庸諱言，無論貞觀時代的法治精神多麽具有超越時代的先進性，當時的中國畢竟仍然是君主專制的社會；無論唐太宗李世民是一個如何尊重法律、慎用死刑的皇帝，他都難免有獨斷專行、枉法濫殺的時候。

貞觀五年發生的“張蘊古事件”就說明了這一點。

張蘊古，河內相州（今河南安陽市）人，曾任幽州記室，武德九年十二月因呈上一道“文義甚美，可為規誡”的奏疏《大寶箴》，博得李世民的賞識，被擢升為大理寺丞。

然而，就是這麽一個由皇帝一手提拔的人，也難免在皇帝的一時盛怒之下被錯殺。

事情緣於一個叫張好德的人，此人因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妄為妖言”，被有關部門逮捕下獄。張蘊古上奏為他辯護，說他癲癇病的症狀十分明顯，胡言亂語在所難免，根據法律應該判處無罪。李世民覺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請求。張蘊古隨即前去探監，將皇帝準備赦免的消息透露給了張好德，並且頗為忘形地在獄中陪張好德下棋。以張蘊古的身份，這麽做顯然已經觸犯了法律，而且是執法犯法。侍禦史權萬紀立刻發出彈劾，聲稱張好德的哥哥張厚德曾在張蘊古的家鄉相州擔任刺史，與張蘊古有過交情，所以張蘊古替張好德辯護顯然並不是在秉公執法，而是在徇私包庇。

李世民大怒，未及調查便下令將張蘊古斬於長安東市。

張蘊古被殺不久，李世民經過一番冷靜的反省之後，深感後悔。他對房玄齡等人說：“公等食人之祿，須憂人之憂，事無巨細，鹹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囚博戲，漏泄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

李世民之所以責怪大臣們沒有及時諫諍，正是因為他認識到：即便張蘊古確有徇私，論罪也不至於死，自己顯然是在盛怒之下辦了一樁錯案。

為了汲取教訓，杜絕此後類似錯案冤案的發生，李世民隨即下詔，規定今後“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貞觀政要》卷八）具體而言，就是凡判處死刑的案件，即便是下令立即執行的，京畿地區內也必須在兩天內五次覆奏，其他州縣也至少要三次覆奏，以確保司法公正，避免濫殺無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