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被遺棄的太上皇（第2/3頁）

馬周認為，大安宮地處宮城之外，過於偏僻，而且規格至為卑小，與太上皇的至尊身份不太相稱，無論是在蕃夷人還是在四方百姓看來，都顯得有點丟份。所以，馬周提議修繕擴建，而且務必要高大顯赫，如此才能符合天下人的願望，同時體現皇帝對太上皇的孝心。

馬周其實是在暗示李世民——就目前狀況而言，陛下在孝道上實在有所虧欠，唯一能彌補的辦法，就是趕緊提升大安宮的規格，改建得壯觀一點，以免天下人說閑話。

很顯然，馬周的勸諫觸及了當時人人避諱的一個敏感問題。

李世民看過奏疏後，既沒有責怪馬周，也不采納他的建議，只是一笑置之，絲毫沒有擴建大安宮的意思。

此事就這樣不了了之。

除了居住環境不太理想之外，李淵在大安宮的生活還有一個莫大的遺憾，那就是——缺乏行動自由。

從前的李淵是一個坐不住的皇帝。武德年間，盡管建國初期政務繁忙，而且統一戰爭仍未結束，可李淵還是經常以巡幸、狩獵、避暑等名義，馬不停蹄地四處遊玩，東到華山（今陜西華陰縣）、西到稷州（今陜西周至縣）、北至宜州（今陜西宜君縣），盡情地享受著皇權賦予他的無上權力和自由。

可是，自從成為太上皇，尤其是搬進大安宮以後，李淵就連一次這樣的機會也沒有了。

這樣的生活與過去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別。

在大安宮生活的六年裏，除了偶爾出席幾次重大的宮廷宴會之外，李淵幾乎是足不出戶。

不是他不想出來，而是根本沒有機會。

因為李世民沒有給他機會。

這一切當然又被那個忠直敢諫的馬周看在眼裏。

不久，李世民打算前往九成宮（今陜西麟遊縣）避暑，馬周聽說後，馬上又毫不客氣地上了一道奏疏，說：“臣又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余裏……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舊唐書?馬周傳》）

如果說前一道奏疏的措辭還比較委婉的話，那麽這一次馬周的口氣則要尖銳得多。他擺明了就是在批評皇帝——首先，太上皇年事已高（時年六十七歲），陛下應該每天探視他的飲食起居，而現在您居然自己跑到三百裏外的行宮避暑，萬一太上皇想你了怎麽辦？其次，您想要避暑也沒錯，可您把老爺子扔在熱烘烘的大安宮裏，自個兒跑去九成宮涼快，這就是您的不對了！所謂“溫清之道”，就是冬天要讓老人家得到溫暖，夏天要讓老人家享受清涼，可您卻把這些孝道拋到腦後，臣私下替您感到不安啊！

盡管馬周的諫言和批評一次比一次尖銳，可李世民的態度照舊是既不怪罪也不采納，仍然把李淵留在大安宮裏，於這一年三月徑自去了九成宮。

此後的貞觀七年（公元633年）五月和貞觀八年（公元634年）三月，李世民又連續兩次去九成宮避暑，可始終沒有帶李淵同行。直到貞觀八年的七月，李世民才“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

這是否表明李世民終於想通了，準備采納馬周的建議，對高祖履行“溫清之道”了呢？

不，真正的原因是——高祖李淵病了，而且病得不輕。

他患的是“風疾”，也就是中風。

所以，不論李世民如何盛情邀請，也不論李淵本人多麽希望出去走走，他都已經走不動了。

對於高祖的病情，李世民當然是心知肚明。既然如此，那麽李世民此舉有多少誠意呢？明知道高祖已經臥床不起了，才屢屢向老人家大表殷勤，那早幾年李淵身體還硬朗的時候，他幹嗎去了？

貞觀八年十月，李世民下詔，開始興建大明宮，表面上說是要“以為上皇清暑之所”，實際上明眼人都知道，太上皇李淵已經無福消受了。

果不其然，大明宮剛剛拔地而起，李淵的病情就日漸沉重，“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資治通鑒》卷一九四）。

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五月，臥病大半年的李淵終於在大安宮的垂拱殿駕崩，終年七十歲。這個曾經至高無上的大唐帝國的開國之君，這個晚年遭遇巨變落入淒涼之境的孤獨抑郁的老人，終於走完了他悲喜交加的一生，告別了這個讓他又愛又痛的世界。群臣上謚號太武皇帝，廟號高祖；同年十月，葬高祖於獻陵。

高祖李淵去世後，李世民並未流露出應有的思念之情。

其實人們不難發現，早在武德後期的奪嫡之爭中，隨著李淵手中那碗水逐漸朝太子一方傾斜，李世民對父皇李淵的敬意和溫情就已變得日漸稀薄，雙方關系瀕臨破裂的邊緣。當李世民不得不采用陰謀和暴力的手段從李淵手中奪取最高權力後，原本岌岌可危的父子關系就更是雪上加霜——即便不說蕩然無存，起碼也是形同虛設。